欢迎访问浙江杂文界网站首页,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推介。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分类导航
您的位置:主页 > 电子杂志 > 乐清湾 > 乐清湾2013第一期 > 散文随笔 >
我与“知青”的情缘
■李成忠
写在前面的话
 
    翻开新中国最初出版的《中国地图》,可以看到,在中国版图的东北角,有一片显示为湿地的区域,这就是中国重要的一片湿地——三江湿地。这里,北面有著名的黑龙江、中间有美丽的松花江,东面则是有着神秘色彩的乌苏里江。三条江当中,有两条江、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是中国和原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之间的界河。三江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片三角洲地带。这也是这片湿地形成的地理条件。
    这是一片蛮荒的土地。这是一片亘古的荒原!几千年来,这里人烟稀少,只有荒草连绵。众多河流的支汊漫流在这片平坦辽阔的荒原上,一到夏天,这里就是一片水乡泽国。一人多高的荒草春来葳蕤,秋来枯黄,生了灭,灭了生。荒草的根须和茎秆一年一年地腐烂、炭化,形成了一米多厚的草毯,人走在上面像走在一块柔软的海绵上。这就是著名的“北大荒”!
    “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这凄楚苍凉的歌谣,是当年北大荒的真实写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据说只有极少数的冒险者来这里种植过鸦片。
    唤醒这片沉睡千年的亘古荒原的是王震将军的铁道兵部队。其麾下的8502师一千多官兵作为先遣队,在代师长黄振荣的亲自率领下,于1956年挺进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勘察探测,屯垦戍边。这支先遣部队的团部就设在了南横林子,也就是后来的852农场的场部;农场的名字也就由原来的8502师改为了852农场。后来成立的农场名字也都由此开始排列。两年之后的1958年,又有大批的铁道兵部队官兵集体转业,来到了北大荒。至此,总数达到十万大军的铁道兵部队成为了开发北大荒的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从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来了很多支边青年,加入到了这个开发队伍之中来,曾经的“北大荒”逐步变得生机勃勃,人丁兴旺,并逐步变成了“北大仓”,成为了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成为了中国的“粮仓”。
    我的父亲就是当年挺进北大荒的十万大军中的第一批成员之一。转业到了黑龙江之后,他先是在萝北的一个农垦技校里学习农业机械。我曾经看到过他的学习笔记,记得非常认真仔细,字迹工整,内容清晰,机械的透视图也画得工工整整,还用红蓝铅笔区分开来。父亲技校学习结束后,就上了拖拉机、康拜因等这些大型机械,当了驾驶员。我想,他应该是新中国最早一代的拖拉机手了。
    北大荒开发之初,建的是国营农场,以团为单位,一个团就是一个农场。按照顺序,我们是二十团,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农场,叫五十八团,可见农场很多。所有的农场都隶属于国家农垦总局,并不直接归农业部管。我们的农场叫八五二农场。一个农场下属几个分场,一个分场就是原来部队的一个营。八五二农场下属七个分场,每个分场又下属十几个连队,一般一个连队有一万多亩土地。这样算来,我们一个分场应该有十多万亩的土地。而整个八五二农场就应该有七、八十万亩土地。当然还有一些附属配套的单位,如负责基建的工程营,负责养殖的养殖场,负责粮食加工的加工厂以及木材厂、机械修配厂、医院等等。这些单位也都是营级建制,每个单位都相当于一个分厂。
    我是在父亲到北大荒之后的第二年出生的,因此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之子。最初,我家是在另一个分场。听母亲说,当时刚去的时候,农场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朝鲜族聚居的村子里,农场的人管那里叫“朝鲜村”。朝鲜村当然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因此就住在朝鲜族村民的家里。不用说,那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当我记事的时候,我家已经搬到了一个新建分场的连队——六分场一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农场一度叫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自然,我们的连队也就改名叫六营一连,连队的职工也都成为了兵团战士。直到文革结束,农场的名字才又改回了八五二农场,一直到现在。
    农场的名字虽然改来改去,但在地图上,这两个名字在我离开北大荒之前都不曾有过,地图上的真正的名字叫南横林子。——这是我们总场场部所在地的正式地址。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早就得了气管炎,一直哮喘、咳嗽。后来由于病情逐渐加重,不能再在机务上干了。连里照顾他,就让他做一些轻体力工作,于是他先后干过道路养护工,农具场管理员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时,他还当过连队学校的贫管会代表。父亲的气管炎,最后发展为肺心病,于1976年5月病逝,终年还不到50岁。我一直觉得,他的病与他当过铁道兵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让北大荒第二次焕发出青春和活力的,应该是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了。那可真是一段红红火火的日子。偏远闭塞的北大荒,忽然之间来了大批的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中国最繁华、最令人向往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每一个北大荒人的心情都是格外地开朗和舒畅!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这首当年传唱在解放区、给解放区带来一片喜气的著名歌曲,似乎也能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知青来到农场时农场人那喜悦的心情。
    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之时,我还是一个刚上四年级的小学生,但对当时的许多情形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连队的文艺宣传队活跃的时候,我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从那时开始,我就与知青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并且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的老师又几乎全都是北京知青。高中毕业后,我又回到了连队,与知青的接触就更多了。
    是命运将我与知青这个群体连结起来,与之结下了师生情、朋友情、同事情。在知青的影响和帮助下,我也走出了农场,走进了城市。在我记忆的深处,保存着许多我与知青的永生难忘的故事……
 
一、知青来到了咱们连
 
    印象中,是1968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来没多久,一向平静的六营一连就沸腾起来了!全连的人都陆续来到了连队东面的公路旁,挥舞着红旗,使劲敲着锣鼓,像过节一样。因为今天北京知青要来了!
    当远处公路尽头一个黑点慢慢出现,人群立即欢腾起来,高喊着:来啦!来啦!——原来是送知青的汽车出现了!顿时,锣鼓更加热烈,气氛更加高涨!随着深绿色的解放牌汽车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插在车厢上的红旗也越来越鲜艳。不一会儿,满载知青的汽车已经来到了跟前!人们激动而又热情地把这些“有知识的青年”迎接到了连队。
    当时的知青宿舍实在盖得太仓促,知青们都要住进去了,糊墙的泥巴却还没干,只好用火烤——将一个废弃的大油桶改成炉子,里面架上劈柴,烧得旺旺的,用它来烘烤未干的泥墙。大宿舍,大通铺,铺盖一床挨一床。刚住进去的知青们就在这样的宿舍里开始了学习“毛选”活动。——那时叫“天天读”,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学习活动。记得梅建中一来就被连队任命为农工排长,于是每天一清早,他就先领着大家盘腿坐在大通铺上,围成一个圈学习,然后再下地干活。我们当时还是孩子,喜欢看热闹,看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觉得很新鲜。
    杭州知青比北京知青晚一年到连队,到的时候好像已经是初夏,小麦已经绿油油的了,连队南面的森林更是浓绿一片。森林里,各种鸟的叫声汇成一片,嘈杂热烈,而布谷鸟的叫声,又是格外地清脆悦耳。一大帮杭州知青被北国景色所吸引,沿着公路旁的机耕路朝畜牧排的树林里走去。——这应该是城里人才会有的“雅兴”,文雅点儿说,是踏青。回来的时候,他们每人手里都捧着一大把野花。这一情形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太少见多怪了——野花到处都是,有什么稀罕的? 
    还有一件令我惊奇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篮球!以前,连里是没有篮球的。我们玩的球,是只有拳头那么大小的小皮球。知青来了以后,在连队南面一块原来作为堆放和摊晒粮食的旧场院里,支起了一个篮球架——记得只有一个球架,新平整出来的半个篮球场,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球场,知青们就在这自建的简易球场里打球了。一天傍晚,几个知青吃完晚饭,拿着一个篮球朝这个简易篮球场走去。我第一次看到了篮球,心里暗暗惊叹:“这么大的球啊?!”
    知青们的到来,活跃了连队的文化生活。我第一次认识了黑板报。那图文并茂的版面,工整美观的粉笔字,简洁形象的插图,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连队的职工们常常是忍不住地驻足阅读、欣赏,当然还有赞叹。徐慧、杨扬、凌晓红……好像很多人都是出黑板报的高手。文艺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劳动之余,排练、演出,欢快热烈,这也是我们以前从未看到过的。我还记得杨扬的手风琴拉得非常好,让我们好羡慕啊!一个叫张琪的北京知青会拉小提琴。我深深地赞叹知青们的多才多艺。
闲暇时,知青们常常结队串门,到老职工家里走访,像串亲戚一样。大家都感到,知青来到了连队以后,连队变得生机勃勃,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二、一场车祸
 
    我从小特别爱车,就是一个独轮车,我都会爱不释手。这也是我曾经遭遇过一次惊险车祸的缘由。
    那是1970年深秋的一天,我已是初一学生了。我们的老师——北京知青杜式文带领我们班的九个同学去参加学农劳动,到地里捡大豆。一大早,我们就排着队出发了,杜老师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我们出了村口上了大路,沿着公路往北走。走了没多远,我远远地看到连里仅有的一辆手推车停在指导员贾修林家的门前。我想,要是把那辆手推车推来,那捡到的大豆就可以随时放到车上,就会捡得多,又省力得多啦!于是我立刻兴奋起来。向杜老师喊了一声:“老师我去推车子去!”说完都没等到杜老师的允许,我扭头就跑。我当时的注意力完全被那辆手推车吸引了,竟然连迎面而来的一辆油罐汽车都没有看到!就这样,一场车祸发生了——就在我横穿马路时,那辆草绿色的“解放”牌油罐车已经风驰电掣般地驶到了面前,我与汽车几乎要成九十度角相撞!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司机下意识地紧踩刹车、急打方向,把汽车冲到了公路旁的排水沟里,我没有被汽车直接撞上,但汽车那高速行驶的巨大惯性还是把我掀翻在地,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据当时在公路边的场院上干活的人后来说,事发之后,杜老师急忙抱起我朝连队里跑去。他那有些驼背的身影和抱着我奔跑的情形留在了场院上那些人们的视线中。杜老师把我直接送到了范俊医生的家里。范俊医生曾是军医,是一个很优秀的医生。他做了一下初步检查后,就拦下了随后驶来的另一辆汽车,紧急把我送到了团部医院。
    经过抢救,下午,我醒了过来。看到床边的椅子上坐着高斌仁叔叔——那时我们还是孩子,管知青都叫叔叔阿姨的。——原来,是连里派了他来护理我的。后来的几天,都是高叔叔照顾我,一直到我出院。高叔叔很和气,而我当时却很淘气。他把吃饭用的勺子插在上衣口袋插钢笔的地方,我却硬是要上去抢来用它吃罐头。于是他就从口袋里拿下来给我用。那时我们是没有餐具自用的意识和习惯的。直到长大之后我才明白过来,他是因为城里人的卫生习惯,才自备了一把勺子;又因为是在医院里,勺子又不是别的东西,要吃饭用,是不好随便乱放的,所以他就只好插在衣服的口袋里。而我却硬要抢来用。后来每想起来这件事,都觉得那时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啊!
    我因车祸受伤不轻,医生诊断为脑震荡。好在在杜老师的及时救护和高叔叔的悉心护理下,我很快就伤愈出院了。我后来想,出了这么大的车祸,我竟然没有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这肯定与这两位知青是分不开的。我一直把他们两人当作我的恩人看待。
 
三、我的“舞台艺术生涯”
 
    知青们的到来,大大丰富了连队的文化艺术生活。记得知青们刚来就自编了一个歌舞,歌词是这样的:
    “跨过松花江,嘿!
    越过完达山,
    前面来到了六营一连;
    一声轰隆隆,
    粮食堆成山,
    生产建设兵团就在眼前!………”
    一帮女知青,每人腰里扎一根长长的红绸子,两手握在红绸两端一半的地方,使红绸可以舞动起来。她们跳的欢快热烈,舞台上红绸飞舞,显得火红一片。台下的人也看得热血沸腾。
    那时,连队文艺演出搞得红红火火,精彩纷呈。也因此,我有了一段令我长久回味的“舞台艺术生涯”。
当时,为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知青们编排了许多忆苦思甜的文艺节目,把连队的很多老职工都发动起来登台演出。在《收租院》中,患有气管炎、常年哮喘的老职工于凤林扮演一个与孙女相依为命的讨饭的瞎子,李吉芬扮演一个被刘文彩抢去做奶妈的穷人,姜文礼在《雷锋》里扮演了童年小雷锋的哥哥,而扮演小雷锋的就是我。
导演当然都是知青中的文艺骨干,演员以知青为主。那时大家对演出都很认真,也很投入。记得排演《雷锋》时,连里很重视。在正式演出之前,要先给连里的主管领导演一次,相当于汇报演出和接受领导审查。剧中的一个情节是:雷锋的哥哥在临终之前,嘱咐雷锋要等妈妈回来,要报仇之类的话。这时,知青佟辑永扮演的地主的“狗腿子”上门来逼债,小小年纪的雷锋愤怒反抗,搏斗中狠狠地在“狗腿子”的胳膊上咬了一口。那天汇报演出,一切顺利,观看汇报演出的指导员包凤莲完全沉浸在情节中,看得泪水涟涟。她对演出作了高度的评价。正在我们准备解散的时候,佟辑永悄悄地跟我说了一句:“把我的手都咬破了!”我朝他手上一看,可不是!他手上包了块手绢,掀开手绢,是清晰的牙印和渗出的血……。虽然佟辑永没有丝毫责备我的意思,而我却觉得挺歉疚的。但当时我的精神完全投入到剧情中去了,下口太狠了……
    后来,我还参加排演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片段“十八棵青松”、反映大革命时期红军故事的《永远跟着毛委员走》等等许多节目,很是风光了一阵子呢!
    文艺演出一直持续到77年。那时北京知青大部分都返城了,于是杭州知青杨建挑起了大梁。她领我们编排了一个新疆歌舞节目,表现一个新疆老大爷参观大寨回到家乡后高兴的情景。我扮演的就是那个新疆库尔班大叔,四个“新疆姑娘”在为我伴舞。这个节目在我们分场举行的的文艺汇演中引起热烈的反响,掌声久久不息,我们已经转到后台准备卸妆了,掌声还在热烈地响着,以致我们不得不返场再演了一遍……
随着知青们陆续离开了连队,离开了北大荒,曾经的文艺宣传队也就不复存在,曾经红红火火的文艺演出活动也就无声无息地停止了,我的“舞台艺术生涯”就此结束。
    但我一直很怀念那段时光。因为是知青为我提供了登台演出的机会,是知青发掘出了我的“表演天赋”,这才使我有了一段挺值得骄傲的少年时光。
 
四、我的知青老师们
 

 
    最早教我的老师是范俊医生的爱人李煊华。她是我的启蒙老师。知青老师中,杜式文老师是教我最早又教的时间最长的老师。
    杜老师刚到连队不久就担任我们的老师了,那时我还是小学四年级。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是:我们一个班20多个同学,在一个低矮的、黑乎乎的屋子里上课,他在给我们上语文课。他让我们用“坐在”这个词造句。我造的“我看到朱德坐在主席台上”之句,得到了他在全班同学面前的夸奖。——那时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以报纸为主,但也往往滞后得很。除此之外,就是在连队放电影的时候,从电影正式放映之前加映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一些新闻。那次“朱德坐在主席台上”的情节,就是从这里得来的。也许是得到表扬的次数很少吧,所以对这次表扬记忆格外深。
    1969年3月2日,中苏爆发了边界冲突,这就是当年那场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这件事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一是学校里组织学生长跑有了一个很好的创意,就是提出了一个“跑到珍宝岛”计划。不是说让我们真的跑到珍宝岛去,而是学校号召每个同学每天跑步,并将跑步的距离记下来,填写在墙上挂着的一张大表上,等到跑步的总里程达到连队与珍宝岛的距离了,就表示跑到珍宝岛了。由此我知道了我们离着珍宝岛的距离是72公里。我很感自豪的是,我“跑到”了珍宝岛了。现在想来,那是老师们为了鼓励我们锻炼想出来的一个多好的主意啊!那应该是杜老师的主意吧?我想。因为那时他好像已经是主政一队学校的校长了。
另一件与我们有关的事就是,当时连队里形势并不是很紧张,但也根据上面的要求,挖防空洞,做些备战工作。不知是统一要求的,还是杜老师出于责任心,他给我们开了俄语课,教我们一些日常用语,以备苏联军队真的打过来了,我们也好能够参加战斗,抓个俘虏什么的。所以他教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抓俘虏时用的“缴枪不杀!”我还记得是这样说的:
    “斯拉锐捷,阿鲁(这是个卷舌音)瑞也,捏务必要姆!”
    另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
    “达斯特拉斯特乌耶特,普咧切丝也达切利,毛!”
    其他还有“共产党万岁”什么的,有点儿像就义时用的。不过都忘记了。
    随着中苏边境冲突的平息,那些在平地上挖出来的、原准备隐藏拖拉机等大型机械的所谓防空洞,成了一个个没有顶盖的大坑,后来都积满了水,又没有别的用处,就一个个被填掉了。我们的俄语学业也随之很快“结业”了。让我感到有所收获的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杜老师教的这两句俄语。这也是我这一生唯一会说的两句俄语。——虽然现在看来是永远也用不上了。
    后来他先后教过我们数学、物理、化学等,是一个全科老师。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黑龙江大学数学系。1980年3月,我从山东老家探亲回来,还去黑大看望过他。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他的宿舍里。他把他的床铺让出来给我住,他自己则住到别的宿舍去了。
    李洋老师当我们老师的时间不长,但她那豁达的性格、爽朗的笑声,令人印象深刻。她当过我们的班主任,为我初中毕业继续升学读高中她还操过心。记得那是在我初中毕业的前夕,可能因为父亲的身体原因,加上家里孩子多,我家的生活负担是比较重的,所以可能家里考虑让我工作。当时高中还不普及,况且分场刚办高中,肯上高中的人并不多。令我难忘的是她为了让我读高中而到我家里去做我父母的工作。晚上,李洋老师和我父母一起坐在小板凳上促膝而谈,她不时地仰头大笑。冬天,屋子里暖和,可能把脚捂得痒了,于是她就像在家里一样,脱掉鞋袜,搓起脚丫子来了,一边搓一边继续和我父母聊天,继续仰头大笑……我不知我能够到分场去读高中,是不是与这次李洋老师的思想工作有关,但我顺利地升上了高中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知青到来之前,连队的学生少,也没有正式的校舍,我是在低矮的土坯房子里,坐着长木板钉成的桌凳读完小学的。知青来到连队后,师资力量强了,才开始办初中。我于是有幸成为连队的第一届初中生。葛万霞老师就是我们初中毕业班老师,也是教我们时间比较长的老师。
葛老师是后来接手我们班的。那时我们班九个同学中,有六个男生,而且年龄相差很大,都很淘气。当得知要来一个女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刘桂昌、冯建廷、匡永胜这三个鬼点子多的同学就商量着怎样给新老师来一个下马威。最后决定:当新老师一进教室时,大家就一起嚎叫起哄。于是,葛老师来的那天,我们就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一个突然的爆发。但当葛老师进来时,她那优雅的仪态和威严的目光,一下子就把那几个“坏”小子全都镇住了!教室里静悄悄的,谁也没敢起哄,准备好的一场恶作剧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葛老师有着非常扎实的知识功底,课也上得好,但学生有时也会刁难她,好像要显摆一下本事似的。有一次,刘桂昌不知从哪里找来一道大马、中马和小马驮瓦片的题目让葛老师算。这是一道三元一次方程的题目,而当时我们只学了二元一次方程,自然觉得这是一道难得不得了的题目了。刘桂昌以为这回可把葛老师给难住了,所以很得意。葛老师没说什么,把题目接了过去,很快算出了答案,让刘桂昌非常意外,也让我们极其佩服。
她给我们讲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却不以为然,于是她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她在高中时,曾去工厂参加学工劳动。一次,带她的工人师傅让她算一个齿轮的数据。她埋头算了半天之后问师傅:“有《数学用表》吗?”师傅也不说话,只是给她找了一本《数学用表》。在她把答案交给师傅之后,师傅只说了一句话:“你要是只有初中的知识,你就算不出来!” 
    转眼,我们要毕业了,要到分场高中去读书了。这是葛老师教出的第一个毕业班。一天晚上,葛老师把我们陆续叫到她的宿舍。那是一间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进门时还要低一下头才能进去。我是和另一个同学匡永胜一起去的。我们进去的时候,她坐在土炕的炕沿上,朝我们很和蔼地微笑着。她祝贺我们初中毕业并将要升入高中了。随后,她送给我们每人一本软面抄的笔记本。在当时,这样精美的笔记本,是我未曾见过的。我小心翼翼地接过笔记本,抬眼看了看令我尊敬和热爱的葛老师。在橙黄的油灯的微光中,她那微笑着的面容,明暗对比,清晰而朦胧,就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
    我们是六分场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开学的第一天,葛老师亲自把我们送到学校。那是个天高云淡的晴好天气,葛老师领着我们,踏着初春融化的积雪,走向了我们的新教室,直到把我们交给了我们的新老师,她才放心地离去。后来,我们成了住校生,每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也难得见到她了。
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日的下午,我从家里返回学校,恰巧在葛老师的宿舍附近等车。远远看到葛老师和她的一位女伴靠墙坐在宿舍门前的小板凳上,唱着一首很抒情的歌。午后的太阳金光灿烂,大地上的 一切都被镶上了一道金边,葛老师的身影被笼罩在这金色的霞光之中,伴着悠扬的歌声,显得如诗如画……
葛老师大概是1975年离开了连队返回北京的,此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葛老师了。这让我很伤心。于是,我就把葛老师送我的那本珍藏了很多年一直舍不得用的笔记本做了歌曲集,用它来抄录我喜爱的歌曲,准备永远珍藏。
    1991年秋,杭州知青小宣去北京出差,回来之后,兴奋地向大家汇报她与北京知青相聚的情形,在一张合影照片中,我意外地见到了我的葛老师了!她站在一群人中的最后一排的最边上,开心地笑着。但她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
    葛老师是外交官的女儿,家学深厚,她本人又学识渊博,是北师大女附中的高材生,又能歌善舞,才华横溢。但她一向为人低调,谦和朴实,乐于助人,从没有高干子女的一丝傲气。从她在这张照片中所站的位置,也能够看出她的为人风格。
    我立即给她打去了电话。这样,我们的师生缘才又接续上了。后来,她到杭州来看过我们。2011年春节,我们也到北京去看望过她。六十多岁的她一路小跑着来迎接我们,那个形象又一次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教过我的知青老师还有李凌、刘沂伦、傅兆康等,都是很有才气的老师,可惜他们教的时间都不长。李凌老师讲课富有激情,朗诵非常有感染力;刘沂伦老师讲课沉稳,条理清晰,她还会拉手风琴;傅兆康老师是令我们最敬畏的一个老师,因为他不苟言笑。他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慢悠悠地,总是在沉思的样子,像个思想者。
这些优秀的老师,以他们渊博的知识,和蔼的态度,谦逊的品格,真诚的为人,言传身教,感染熏陶着我们,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之中,不知不觉地有了些长进。
 
五、人生道路的第一次转折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又回到了一连,正式成为一名连队职工。第二年的三月份,我就被分配到尤特斯上去做驾驶员了。那是连里唯一的一台轮式拖拉机,是用来跑运输的。那时,这几乎可以说是连队最好的工作了,也是多少年轻人向往的一份工作。与我一起毕业分配到我们连队的共有8个人,我能得到这份工作,是非常幸运的。当时在全连职工大会上,领导宣布了我们的分配方案后,坐在我前面的北京知青于萍,还回过头来特意对我表示祝贺。过了一年多,就是76年的夏天,分场汽车队的王大力队长想调我到分场开汽车去。但自毕业后,我就一心想着要上大学。当时还是推荐上大学,而且要有两年的工作经历才能被推荐。我工作已经满两年了,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所以我不想离开连队。
    到了10月份,“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正是秋收的季节。一天早上,我正在地里跟着康拜因拉大豆,指导员罗南洋坐到了我的车上来。在说了几句秋收工作的情况后,他问我:“调你去学校当老师怎么样?”我一听,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担心,如果分场调我去开汽车,那这一辈子可就跟方向盘分不开了!所以,我就满口答应。这样,我于这年秋收结束后,就到了学校。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我的当老师,连队领导班子中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呢!
    当时,连长是范长义,指导员是罗南洋,机务副连长任成君,副指导员是苏斌,妇女副连长是杨建。班子五个人,范长义和任成君坚决不同意我离开尤特,而苏斌和杨建两个知青领导则从加强师资力量的角度,坚持要调我到学校当老师。指导员罗南洋持中立态度。这形成了2.5:2.5的局面。当时班子里分管学校工作的是副指导员苏斌,学校的负责人是从三连调来不久的孙雅珍,我并不熟悉她。在班子争论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她的态度成为了关键。而她可能是听了苏斌等人的介绍吧,坚决要我到学校。这样,我调到学校当老师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苏斌、杨建在调我当老师这件事情上的坚持和力争,孙雅珍在关键时刻的鲜明态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直到现在,每念及此,我都非常感激这三位知青领导。孙雅珍后来一直是学校的负责人,我们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己。七九年冬天她才离开北大荒。
v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我后来才知道,为了我被调离了驾驶员岗位,副连长任成君后来还被分场的领导“训”了一顿。那个领导冲他发火说:“……把一个驾驶员调走,也不报告一声。我们培养一个驾驶员容易吗?……”但那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没办法了。我想,要是分场早知道了要调我去当老师,那我这个老师可能还真的当不成呢!
 
六、我的两位知青同事
 
    这里所说的两位知青同事,一位是郑莉莉,一位是刘惠珍。他们都是哈尔滨知青。但实际上,她们两位都很早就任教了,应该说是我的前任教师,相当于“师长”。
    郑莉莉我并不是很熟悉,接触的时间也非常短,只是在我当了老师后,接手的是她的班。但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到学校后没过多久,就到四分场的教师培训班学习去了。那时知青走得多,教师已经有些青黄不接了,所以当地的高中毕业生就被“矬子里面拔将军”地选拔出来当老师了。因此,教师培训成了当务之急。
    培训结束时,已是春雪融融的季节,——要开学了。因为四年级的班主任郑莉莉马上要返城回哈尔滨了,所以学校就安排我接她的班,于是我先跟着她熟悉一下情况。郑莉莉是个非常敬业的老师。她对学生要求严格,上课认真,对学生的情况也了然于心。她给我介绍了班里每一个同学的情况,这使我还没有接手班级,就对班级的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了。
    很快,郑莉莉走了,我也正式开始了教学工作。但没过多久,我接到了郑莉莉的来信。她还是放心不下她的学生,嘱咐我要注意些什么,指导我怎样才能教好学生。她那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让我十分震撼,也对我今后工作态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我利用到哈尔滨的机会去她家里看望过她。她仍是那么热情,待我像久别重逢的老友。
    郑莉莉写一手非常漂亮的钢笔字,是非常标准规范的硬笔行楷,据说那是她刻苦练习的结果。
    刘惠珍相对较熟悉,是因为我们曾一同在四分场参加过培训班,算是有过“同学”的经历了。刘慧珍像一个大姐姐,很会关心人。但与她共事的时间也不长,她就返城回哈尔滨了。80年3月,我路过哈尔滨去看望杜老师的那次,也曾去她家里看望过她,还在她家里住过一夜。她还陪我去市里的公园看了著名的哈尔滨一绝——冰雕。84年的夏天,我去哈师大面授,正好孙亚珍也在哈尔滨探亲,于是我和孙亚珍一同去看望她。她陪我们到松花江边去游览观光了一天。她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以后你调到哈尔滨来吧。你哪儿也别去,就到哈尔滨来就行。”听她口气,好像哈尔滨就那么好“来”、而我又是想到哪儿“去”就能到哪儿“去”似的!我对“就到哈尔滨来”是从没敢抱过什么幻想的。因为那时候,城乡差别巨大,“到哈尔滨来”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无论是客气也好,真心也罢,她的这句话,让我一直感到十分温暖,也很受鼓舞!
据说她后来办了个幼儿园,很忙。
 
七、我的两位知青好友
 
    我与苏斌和杨来民成为好友,是在大多数北京知青已经返城之后。那时,只要不出车,我几乎天天晚上都泡在他们的宿舍里。
    苏斌最早是连队的卫生员,后来担任了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副指导员。他没有架子,很朴实的一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给猫找静脉。一天傍晚,他叫我吃完晚饭后到他的医务室里去,说是要我帮他一个忙。原来,他为了观察猫的静脉是怎样的情形,就把傅宗敬家的猫要了来,要给它解剖找静脉,让我去帮忙。当我来到医务室的时候,他显然早已经到了,并且做好了准备工作,因为那只猫已经被四脚朝天地绑在卫生室的病床上,正凄厉地哀嚎着……我忍受不了那只猫的凄惨哀声,所以连看都没有看那只猫一眼,就转身逃走了。直到现在,我都十分佩服他的钻研精神。不过我一直没想明白:猫的四只爪子好像四把刀子似的,他一个人,是怎样把那只猫给四脚朝天地绑在床上的?
    渐渐地,我与他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77年的夏天,我和他一起在分场参加一个共青团工作的会议。那天晚饭后,我们一起在通往二队的公路上散步。夏天的太阳落山晚,正是落霞满天的时候,在这绚丽的晚霞中,我们一路畅谈着人生和理想。不知不觉中,已经快走到二队了。
    杨来民长着一张和善的面庞,白白胖胖的,很爱笑,而且笑起来很可爱。他的踏实肯干令我印象深刻。那时他在康拜因上,无论是春天检修,还是麦收秋收,他经常是或者一脸油污、或者一脸尘土地回来。但他好像从不知疲倦,脸上总是乐呵呵地挂着笑,露出一排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跟苏斌一样,他也有一股钻研劲儿,也喜欢动手实践一番。当然,他和苏斌钻研的方向不一样。那时,他不知从哪里看到了关于风力发电的介绍,于是,他就开始钻研起来。那段时间,他一有空就一心扑在风力发电机的研制上。找材料,做设计,安装制作发电机,忙得不亦乐乎。风力发电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让风吹动风扇,风扇带动转子,转子切割了磁力线,就可以发电了。但真正使理论变成现实,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却不屈不挠。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风扇,找来了伞状齿轮,以及定子转子之类,根据介绍,组装成了一个小的发电机。然后他就到处找风源。一般的地方都没有合适的风,于是他爬到他们宿舍的房顶上,再把发电机绑在一根长杆子的顶端,高高地竖起来,然后期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当然,结果的不成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在当时,这还是在国际上都非常先进超前的技术,哪有那么容易就一下试验成功的?何况,后来风电技术引进我国并大规模开发应用以后,我看到的风力发电机的风扇叶片长度有30多米,而他的那个“风力发电机”的风扇叶片,只比一个孩子玩的风转大不了多少。即便是能够发出电来,估计那个电量也微弱得测不出来。但他那关注新知识,并且满怀激情地去学习、实践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
    杨来民于1977年前后离开了连队。他父亲好像是空军部队的,家住在杭州笕桥机场。大概是他父亲随部队换防了吧,他返城没有回杭州,而是直接去了安徽。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走后的通信地址是:安徽.安庆.月山.87420部队机动科。他走后,还来信鼓励我,让我继续高考,并给我寄了一摞书,是提供给我高考复习用的。还给我寄过两张照片,是他结婚后和爱人一起照的。一张是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一张是两人一起看书学习的情形,带着很明显的时代特征。
    我到杭州之后,曾去过笕桥机场空军部队的驻地。面对着一片整齐的营房,心中暗想:不知杨来民家原来是住在哪栋房子里的?也曾通过114查询87420部队机动科的电话。可能是保密吧?没查到。直到一年多以前,才又重新联系上他。
 
八、北京寄来的邮件
 
    我想被推荐上大学的愿望,在77年破灭了。因为从这一年开始,高考恢复了。那年春天,我刚接了班级。于是就边教学边复习。77年的冬天,我和众多知青一起走上了考场。结果,初试通过了,复试没过……。第二年再考,又没过……仍然不灰心,继续!但命运好像是在跟我开玩笑一样,第三年还是没考上!那高考的录取线总是在我成绩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向我招手…… 
    转眼到了1980年了。我接手时的小学四年级,这时已经是初中毕业班了!不能耽误学生,所以教学不能放松。大学梦未灭,复习也不能放松。我依然在为我的梦想挣扎着。
    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份北京寄来的邮件——一本卷成圆筒状的16开本的书状邮件。我急忙拆开一看,是一本北京市石景山中学编写的《高考复习资料 语文 政治》的合辑。
    没有书信说明,没有寄件人的只言片语,甚至连寄件人的姓名都没有!但从那熟悉的字体上,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这是佟辑永老师寄来的!
    淡土黄色的封面,一本中学语文课本那么厚,16开本,十分朴素的装祯,但内容却非常精当。
    我赶紧给他回了信,向他表示感谢,但他并没有回信。我想,他大概是不想耽误我的时间,好让我专心致志地复习吧?
    从那以后,我如获至宝,每天晚上,备完课以后,我就躲在关蓟走时留给我的那间单人小屋里,埋头复习。连里放电影,还像以前一样,过节一般,大人停工,学生停课,都去看电影!因为那几乎是连队唯一的文化活动。而我却利用这个时间,抓紧复习……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点儿不假,就是这一份资料,将我的语文和政治成绩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截!那年高考,我的语文成绩85分,政治更是高达90分!
    那是一份多么珍贵的资料啊!从这份资料中,我学会了阅读,学会了归纳,懂得了什么是行文的逻辑联系,也读到了那么多文学大师的精美文章……它就像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我后来一直像珍藏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份资料。可是我的一个同学得知了我有这么一份资料,硬向我借了去,却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再也讨不回来了!我想他可能    也是因为爱不释手,不肯还我了吧!我像失去了一个宝贝一样,一直心疼到现在……
    可以说,佟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另一个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的人——一个北京知青!
 
九、来自一个素昧平生者的帮助
 
    我还要提起一个哈尔滨的知青——一个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记了的人,但却也是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帮助的人。
    1980年,我被选送到牡丹江师范学校大专中文班去进修。学制三年。1983年,在即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偶然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哈尔滨师范大学当年要在全省招收本科函授生!
    这可太好了!我当年暑假专科毕业,哈师大秋季本科招生,正好可以接上。赶快复习!但考什么呢?有复习资料吗?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办呢?干脆,去一趟哈师大吧!于是,利用“五一”放假的两天时间,我独自一人直奔哈师大而去。
    到了哈师大,我直接找到了函授部。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很多人在忙碌着。迎门而坐的是一位非常精干的年轻人。见我进来,他朝我笑笑,问我:“你找谁?有什么事?”我把我的来意向他做了简要说明。他于是向我介绍了要考试的课程。我又问他,学校出不出复习资料?什么时候能印出来?他告诉我说,学校正在组织老师编写复习资料,不过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印出来。随后,他问我是哪里的?我告诉他,我是八五二农场六分场一队的。他一听,笑了,说:“你猜我是哪儿的?我是一分场二队的。”说到这,两人的关系好像一下子又近了许多。于是他向我说起他们在农场时穿过树林到我们连队的水库里偷鱼的往事。后来,我问他,复习资料的价格是多少?可不可以把钱留给他,等资料出了以后让他帮我寄?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给他留下了5块钱后,就返回了学校。
    随着资料的陆续印出,他就一本一本地给我寄,要考试的四门课程的复习资料都寄来了。那时,我们大专正值毕业考试之际,功课非常紧张,因此,白天要上课和复习毕业考试的内容,晚上,宿舍里是到了规定的时间就按时熄灯的,只有走廊的灯是整夜亮着的。于是,我就借着走廊的灯光复习哈师大本科函授招生考试的课程。
7月20日,我们毕业了。去看望了几个老师,向他们告了别,我就离开了学校。到家仅仅呆了一天,26日,我就赶到了佳木斯,参加了哈师大本科函授的统一招生考试。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和我一起去参加考试的好几个我很熟悉的八五二的老师,却都遗憾地落榜了。这不能不说是亏了这些复习资料,亏了这位素昧平生的返城知青的真诚帮助。
    第二年,我的高中同学、六中的物理老师范军也去参加哈师大的本科函授考试。考完之后,在从佳木斯返家的火车上,他竟然和这位知青相邻。那位哈尔滨知青是作为哈师大的老师监考去的。考完之后,大概是顺便回一分场二队探访,所以他们便一路同行。当他得知我的同学也是六分场中学的,并且竟是我的同学和同事之后,他说起了我去年去哈师大托他寄资料的事。并告诉范军说:那5块钱买了四册资料后,还剩下一块两毛五。他让范军把剩下的这些钱带回去还给我。但范军以“他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不会计较这点钱的”为理由,没有让他还这个钱。
    后来,我去哈师大面授时,曾去函授部找过他,但没有见到。现在,一转眼,快三十年过去了,他也该退休了吧?只是,我再也无法知道他的名字。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与我素昧平生,却给了我真诚而重要帮助的哈尔滨知青。
哈师大本科函授毕业的前夕,我就调到了杭州,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不用说,这个本科函授的学历,对我调到杭州来,还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不想说结束的结束语
    我与知青的情缘,从见到知青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和很多人,限于篇幅,都没有写到。因此,这是一段不想说结束的结束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这些“知青”们的命运,使他们本应是顺利平坦的人生之路,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们被时代、被历史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遥远、贫穷、落后、甚至尚处于蒙昧状态的世界。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被时代和历史赋予了一个责任,一个伟大而又带有悲壮色彩的责任,即:无论是这个群体,还是这个群体中的每一分子,也无论他是否自觉或自愿,都无可推卸地担当起了改变中国边远农村、包括农场的落后面貌、传播现代文明的历史责任!正是这种被历史赋予的伟大责任,才换来了当年还处于蒙昧、落后状态下的北大荒的觉醒和进步!
我非常热爱北大荒那片美丽的土地。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的也尽是她那壮丽的身影:高远的天空或一碧如洗,或白云悠悠;蓝天之下,是那一望无际的辽阔的原野,视野所及之处,绿树婆娑,草苫的红砖房掩映其间,那是一个个连队。
    春天,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勤劳的人们就踩着节气开始春播了。当茂密的森林由铁灰慢慢地变成浅绿再幻化成深绿时,布谷鸟就开始欢快地歌唱,而那时,一望无际的田野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像一片绿毯直铺到天边。碧绿的田野里移动的小红点儿,那是在耕作的拖拉机……
    夏天,当成熟的小麦开始收割时,那一片灿烂的金黄又是那么的令人陶醉。无边的田野里,麦浪滚滚,麦香扑鼻;收割机在麦浪中遨游,拉粮的汽车拖拉机在田间驰骋;场院上金黄的麦子被扬起,又瀑布般地洒落;入囤的人们扛起装满的麻袋,小跑着登上高高的跳板,将晒干的小麦倒进囤中,欢歌笑语就在这紧张的劳动节奏中飘荡……
    秋天,迁徙的候鸟开始南飞,成群的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带着留恋,鸣叫着,飞过那秋阳高照的天际。
    我觉得知青这个群体,也像一群候鸟——当年他们来到北大荒,犹如北飞的雁群,带着喜悦和向往,在春天里,欢快而热烈地飞落到这片黑土地上,唤起了黑土地的第二次觉醒。随后,他们在这里舞动青春,挥洒汗水,释放才华,让北大荒焕发出了自它千年沉睡醒来之后最灿烂的年华。北大荒迎来了一个最辉煌最灿烂的夏天。随着第一只大雁的起程南飞,秋的讯息来临了。当成群的雁阵怀着留恋离去,北大荒也有如进入了寂寥的秋天……
    知青的离去,给北大荒留下的是不舍,是伤感,是怀念。但他们曾经给北大荒带来的生机,带来的繁荣,带来的文明,却成为了北大荒的精神财富而被继承和发扬。他们是北大荒这片黑土地上一道曾经有过的最美丽的风景!他们是黑土地上曾经驻留过的精灵!他们给北大荒带来的精神财富,会永远留在北大荒人的心中,永远留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永不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