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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志散文二则
 
把思想放在舒缓的脚步上
 
    紧张忙碌的生活之中,人们越来越感到疲惫乏味,越来越困惑于自己的价值追求。近年来,肇始于欧美的“慢生活”理念逐渐西风东渐,开始影响国人,特别是影响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一些明智的青年开始放弃“漂泊”生活,纷纷逃离“北上广”,将目光投向二三线城市,在那里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和幸福生活。不才以为,这是一种时代进步和观念更新。
    从自身的经历和朋友的感受出发,三年前我写过一篇《慢下来》的文章,呼吁人们在一路奔波之中,稍微放慢脚步,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体会一番细腻的感情,让自己的精神小小的放逐一次。转眼三年过去了,我自己还在生活的轨道上迅跑,朋友的节奏也丝毫未见放缓。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总有开不完的会议,总有完不成的计划,总有还没见的朋友,总有还没读的好书,总有没完稿的著述……一句话,总没见到那个期盼中的从容悠闲的日子。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表现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曼彻斯特纺织工人的生活场景,正是我们当下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恰似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大机器生产线上的一个链条、一个环节、一个被套在磨道上的毛驴,想慢也慢不下来。
    人们所为何忙?说到底是为了生计、为了自己和孩子过上更好的日子。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好日子”的标准如今非常具体而清晰:衣食无虞、顺利就业是基本需求;有房、有车是起码需求;享受良好教育、优质医疗、基本保险,也不算过分需求。不论那种需求,都够普通百姓忙活一辈子的,哪还敢侈谈什么“慢生活”?“快”尚且赶不上疯涨的物价、应付不了花样翻新的消费刺激,“慢”岂不只能喝西北风?
    我想,慢生活理念之所以最早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现代化之路已基本走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已基本完成。他们更清楚“快节奏生活”意味着什么,代价是什么,什么才是生活中最为可贵的。“过来人”的反思,对刚刚起步的我们,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据我所知,欧美发达国家对所谓“生活品质”的追求并不像我们某些同胞那么疯狂,私人轿车多为普通的两厢车。在个人房屋占有率、奢侈品购买率、家用电器更新率等方面,也不像我们的“北上广”那样高。我们中某些人的生活追求,早已超出“基本需要”的范围,演变成“无限欲望”的极度膨胀。而不能准确界定“需要”和“欲望”的关系,正是我们的节奏慢不下来,抑或是很多烦恼和痛苦的根源。
    一百五十多年前,美国作家梭罗厌倦了社交界浮华可笑的生活,只身来到瓦尔登湖畔。一把斧子、一条绳子、一只钢笔、几打稿纸,是他携带的全部家当。宁静的湖水、翠绿的山林、鸣叫的鸟雀、奔跑的野兔,是他每天面对的外部世界。正是在这样一种简单宁静的生活中,梭罗深刻反思人类生活,写下了不朽名篇《瓦尔登湖》。在书中,他用优美的笔触歌颂大自然的无限美好,用犀利的语言嘲讽人类肤浅虚荣的生活,得出“需要其实很少”、“欲望实在太多”的精辟结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理念,活得异常简单朴素,用世俗眼光看来未免寒酸。但我们今天记住的,恰恰是这个简单的人,而不是沙龙里那些穿着燕尾服高谈阔论的所谓绅士。
    直到今天,“过简单的生活”一直是有识之士追求的目标。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呼吁人们放弃对外部世界过多的“敏感性”,倡导“钝感力”,希望人们适当遮蔽自己的感官、放弃部分“知情权”,回归宁静的内心世界,过充实而自然的生活。这样的声音多年来虽不占居主流,但从未停止,那个美丽的“田园梦”、“归隐情”始终不曾破灭。尽管世事纷扰、诱惑良多,但“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呼唤,依然鸣响在无数文人墨客的心底,成为长久的精神追求和现实渴望。
    其实,正像一副财主家的对联说得那样“放开眼界原无碍,种好心田自有收”。古来的圣贤大都有“向内转”的心路历程,连偏居一隅的土财主都有这样的见识。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社会的凡夫俗子,却为了自己的无限欲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为名缰利索所困,成为物欲的奴隶,异化为非我的存在,这是一种多么卑微可怜的生存状态!
    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慢生活”值得我们悉心揣摩。其中最本质、最关键的,是重新界定自己的“需要”,冷静面对物欲的诱惑,不使“需要”演变为“欲望”,更不使“欲望”膨胀为永远无法填满的“欲壑”。如此,可使内心宁静、姿态从容;可以远离痛苦,笑看世俗;可以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能要什么、该要什么;更可以明白不需要什么,该放弃什么,应该鄙视什么;可以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做回本真大写的“人”。
    在生活这道数学题面前,我们做惯了加法,现在到了学做减法的时候了。要尽可能从头脑中删除那些可有可无的内存,最大限度地为“需要”减负,不把自己变成“物”的奴隶,不使自己受制于世俗观念的约束,不把“自我”变成“非我”。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保持一个谦卑的自我,像梭罗那样,过简单而纯粹的生活,做善良而高贵的人。使生活舒缓再舒缓一点、简单再简单一点。唯其如此,才能有时间做高尚的事情,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不需要太多的财富,只需衣食无虞,却需要一个无限富有的大脑和一个无比宽阔的胸怀。
 
脸皮、法律及其他
 
    在我的印象中,某些韩国人、日本人的脸皮好像特别薄、特别爱自杀,一点小小不然的丑闻,一阵无厘头的媒体议论,一通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就可能让当事人“纵深一跳”或“自挂东南枝”。韩国第一储蓄银行行长郑某因银行被列为经营不善金融机构跳楼自杀;日本北海道铁路诛式会社社长中岛尚俊因铁路事故致36位乘客受伤(无人死亡)剖腹自杀;因各种原因自杀的演员、球员更多。官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似乎比演员、球员强一些,但在“民怨沸腾”时,起码也要乖乖地“引咎辞职”“以谢国人”,不好意思在“千夫所指”下继续赖在位子上。
    这固然与他们的“耻感文化”和道德约束有关,但显然不局限于此。所谓道德感,是对社会价值、是非正误的顽强认同和基本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具有道德感,不仅体现在用道德标准要求他人,更在于时刻以道德标准严格自律。其中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明确什么是道德标准,而在于能否“慎其独也”。那些参与赌球的球员当然知道赌博违背道德标准,但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会形成有效的自我谴责。背德与否,似乎只与是否被发现有关。显然,一个社会要约束公民特别是官员的行为,使之符合道德要求,不仅要有基本的道德教化,更要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和严厉的法律监督。双措并举,才是正道。那些“涉案”自杀的人之所以走上不归路,不仅在于他们没有完全泯灭内心的道德感,更在于败德行为暴露以后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在于即将面临的法律制裁。
    日韩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信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四维”之中,“耻”是基础、是底线,“耻感”的存亡,关乎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人之所以“没脸活在世上”,其道德基础是认为人的名节和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厚颜无耻比苟活更不堪、更令人不齿。
    中华文化作为日韩文化的母体,孕育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大爱之人。其高尚的情操、伟大的人格、博大的胸怀、英勇的气节,彪炳千古,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道德丰碑。然而在“政治运动”、“市场经济”和“制度机制缺失”的多重作用下,人们的道德感似乎正在逐渐淡薄,寡廉鲜耻之徒正在增多。一项针对民众的调查显示,至少有30%以上的人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以“正义、真诚、信誉、信任和理想追求”为特征的道德感。个人和企业的败德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和制裁,思想道德教育空头说教多,深入人心少,行业管理部门、司法监督部门经常缺位,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和把关作用,对背德、违法行为谴责乏力、制裁软弱。致使公众对他人、对企业、对社会缺乏必要的信任感、安全感。广告吹嘘得越好,人们越不敢相信。进超市购物前,需要先成为食品安全专家,否则很多食品可能成为定时炸弹;进医院就医前,最好先成为医学家和药剂师,否则过度治疗和假药伺候可能一起招呼;加入保险前,最好先成为社保专家,否则交钱时说得天花乱坠,索赔时处处都是壁垒;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最好先成为法律专家,否则有理可能变成无理、守法可能变成违法……
    在“钱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事实上的价值取向的大背景下,当然不能简单责备公众缺乏道德感。在“什么都涨,只有工资不涨”的社会环境中,单纯要求公众提高道德感,显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毕竟“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义”。道德建设有赖社会职能部门和法律体系的有效保证。一个著名文物保护部门在层层设防之下丢了国宝,然后简单地把责任往保安身上一推,这是什么道德感?给公安机关送锦旗写错了字,不仅不认错,还要辩称“显得厚重”,这又是什么道德感?中国足球陷入“黑、赌、毒”当中,一干人马纷纷落网,成为众矢之的,“有关单位”先后任命了那么多犯事的足协官员,至今未见“失察责任追究”,也没有一个够级别的领导出来向公众道歉,更没有人为此引咎辞职,这是什么道德感?堂堂“人民公仆”,面对媒体质疑,公然责问“你打算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这是什么道德感?更有甚者,面对下属的合理诉求,竟然破口大骂人家“臭不要脸”,这又是什么道德感?到底是谁“臭不要脸”呢!“非典”流行之后,有感于国人的卫生习惯,某大城市制定了随地吐痰罚款50元的法规,但从制定那天起就不曾实行过,这种儿戏式的玩意算什么法律?又对道德建设起了怎样的作用?还有,不久前颁布的禁止所有公共场合吸烟的法律,也没有真正有效实行过,饭店、酒店、影剧院依然烟雾缭绕,瘾君子照样怡然自得,当事人完全没有道德自律,有效执法彻底缺位。这样的法律法规,难道只是为了成为人们的笑谈?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感好像并不那么重要,“卑鄙”固然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并且十分有效;而“高尚”却未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法律和道德面前,有人可以公然叫板“我是流氓我怕谁”。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他真的谁也不怕,谁也奈何他不得。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苍白无力,有时甚至使坏人当道,好人难行。如此这般日久,当然难免是非颠倒、礼崩乐坏、道德滑坡、价值失范、社会失序。
    重建失落的道德、重拾失范的价值、重塑失序的社会,固然需要旗帜鲜明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使之内化为人们自觉奉行的价值标准、道德诉求;更要在健全社会规范和法律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强调法律法规的实用性、有效性、严肃性。那些颁布等于没颁布,根本无力实行的法律,最好慎重出台。一旦出台,就要言必信、行必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那些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人付出沉重代价。没有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有效治理,单靠人的道德自律,是根本靠不住的。脸皮的薄厚,说到底其实是社会约束有效性的客观尺度。整个社会都“要脸”,个体就不敢“不要脸”,每个人都珍惜“脸面”,我们这个社会才脸上有光。否则,那种指责“中国社会能够创造经济奇迹,但缺乏道德感”的国际舆论,还会不和谐地萦绕在我们周围。简单地谴责人家“妖魔化中国”,并未找到问题的根本,也不是解决问题的上策。毕竟“木必先朽而后虫蛀之”,只有躬身自省、痛改前非,才是明智之举、强者之选。当然,对那些确系“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无需忍气吞声,必须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这是另外一回事。
    说了半天,当然不是鼓励自杀、劝人去死。即便是再不要脸的腐败分子,也是一条生命。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亵渎和剥夺他人的生命。在上帝面前,即便是罪人,也有活着的权利。这本来是不需啰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