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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士嘴脸
■王乾荣(北京)
    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说:“看看一些中国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是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关于最近的“两样的架子”,咱们瞧:一个大官作报告,八面威风,口吐莲花,这“主义”、那“信念”,说的比唱的动听,叫人感觉,这人情操何其高尚,心灵多么澄澈——是为“一样”;没多少日子,此人落马了,从揭发材料看,原来他是个贪赃枉法、道德败坏的大混蛋——是为“另一样”。
    鲁迅之笔,真如解剖刀,早把这类人的灵魂,剔析得纤毫毕露。您瞧:那班贪官跻身于精英阶层,位高权重,手握国民生计大事项,乃是“上等人”无疑——小力巴不计,他们也许连“被曝光”资格也没有。那些官儿的“神”、“宗教”和“传统的权威”,理论上当然不是玉皇、菩萨,不是儒释道或弥赛亚和安拉,而是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种种所持态度,也肯定是“怕”和“利用”。只因他们是“善于变化,毫无特操”的,所以他们“总是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一人两制——内心龌龊无耻,架子辉煌亮丽,貌似浑然一体,实则泾渭分明。
    真的,如克尔凯郭尔说:信仰实际上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信仰以弃绝为前提”。你信马克思主义,信为人民服务,那是要付出、奋斗,甚至不惜为之牺牲性命的。一个紧盯着权势、金钱、美女之人,眼中“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语),可以说只有私欲而无灵魂,即是无信仰之人。在他们身上,只有关于信仰的言说,而这言说是用以掩饰内心和蒙人的。既欲掩饰和欺骗,则必然做戏。诚如鲁迅在《宣传与做戏》一文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便是‘做戏’。”一般人做做戏,也便罢了;高官们做戏,贻害无穷。他们给人以假象,具有极大迷惑性,居然可以令单纯者向往、崇敬,甘当其“粉丝”,生出追随、奉献欲望。聪明的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鲁迅语)。但国计民生,岂是儿戏?何况,这戏背后隐藏着那么多阴谋、污秽和舞弊!而一旦除却粉墨,脱去行头,贪官们暴出庐山真面,被愚弄者的干劲、热情、依托之心等等美好情愫,便加速消逝,社会于是陷入更大的道德和信仰危机。
    布“道”之人,自身并不信“道”,更反其“道”而行之;普遍的“不相信”,又成为“‘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鲁迅语)。贪官做大假;“刁民”弄小伎。你暗中搞“转型”,将国有资产攫入囊中,洋房豪车美女皆备;我明着坑蒙拐骗,赚点小小外快,至少盖个二层小楼,老婆孩子热炕头。那边不动声色,捞钱如开印钞厂;这厢大张旗鼓,大街小巷贩卖假证件。二者巫之大小迥异,性之恶者相通——只是,“刁民”拒谈“信仰”。您说,这向上的民族精神,将如何提升?
    对于一个为官者,咱们须听其言,但更重要的,是观其行。比如谈论信仰,如路德说,它“一旦用漂亮的言词言说,就已远离信仰本身”。 贪官们经常讲美丽大话,有时是鹦鹉学舌,并不懂那话的真谛,更多时候是“利用”,是装潢门面,绝不实行。那班贪官,无一不伪。所以鲁迅早在《破恶声论》里就呼喊过:“伪士当去!”咱们应长个心眼儿,多从这一点“预察”为官者,别像我这样的愚人,等贪官被揪出来,才回过头去剖析其“伪”——那已经没有太多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