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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云生成春秋记著名画家林曦明
■董联军 
    提起著名画家林曦明,世人对其蜚声画坛的“林家山水画”、“剪纸艺术”以及家喻户晓的“牛画”盛赞不已。然而在他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里,其人物画也是光彩夺目的艺术奇葩。他的人物画古意盎然,书画辉映,风格多变,神韵潇洒。不局限于一师一画,定招定式,而是博采文人画、民间画以及西画精华,既有传统笔墨之神韵,又有现代意思之追求,道法自然,已入“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之境界。
    在中国画坛,他的经历,与齐白石颇多相似。因为两人都是艺术上的多面手,花鸟、人物、山水无所不精。齐擅画虾,林善写牛。少年时,齐做过雕花木活、林则从事器具彩绘,两者皆于民间美术结缘。而后,求学于当地文人画家,习诗学画。而立之年,远游京、沪等大都市,结交艺坛大家,眼界、胸怀大为扩展,艺术与时俱进,从而在画坛确立自己的地位。
    先生学艺始于人物。父亲是闻名乡里的画师,童年随父亲学艺,绘制庙宇壁画、戏台装饰画、民间嫁娶器具漆画、泥塑和剪纸等,接触各种民间艺术。这些无不滋养着他童年的艺术萌芽,开启他的艺术慧根。1942年,拜苏昧朔先生为师,习古典人物。苏先生字融和,曾负笈上海美专,擅长李公麟、黄慎、挹士道士遗法,惜花甲辞世,诗画散失。他从临摹苏师的作品和古画、插图,对砖刻、扇骨、木器上高浮雕的小人儿,一一留心揣摩,到舞台上的一歌一舞,一颦一笑,街头巷尾的芸芸众生,反复观察,长期积累,慢慢领悟到人是一条活的河流,河中的情感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影响千变万化从不凝滞。先生凭着过人的天赋和坚韧的毅力,不久他的画就学得足以乱真了。苏昧朔先生不由感叹:“是你在学我,还是我学你?”
    在苏先生家学艺期间,他对文人画特别是对明朝四大家与清代的石涛、八大山人做过研究和临摹,并结合苏师的画法,着重攻习人物画。苏师常教他诗文,书法练习,从而打下扎实的中国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回忆往事,先生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传授给我的不仅是传统人物、山水画的技法,同时传授了一条绘画与诗文、书法与民间画相结合的艺术文脉,一条文人画走向现代的思路。”
    1946年,先生21岁在温州“神州画苑”举办个人画展,展出民间风俗(如街头卖艺、渔、樵、耕、读等)等百余幅中国画。反响甚好,苏师满意。如当时创作的《关公读春秋》和《执剑钟馗图》等作品,充分显示了他在人物造型和笔墨上的悟性与才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主要精力投入在剪纸上,把人们喜闻乐见的剪纸作为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艺术手段,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如《劳军》、《市上归来》、《不误农时忙春耕》和《丰收时节》等表现农村新生活的剪纸,发表在《浙南日报》、《浙江文艺》、《人民日报》和《新观察》等报刊上,这是他艺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在艺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
    1955年被调任浙江省文教厅创办的《新儿童报》美术编辑。不久,又被调到上海《新少年报》社任美术编辑。他创作了《浪花》、《四川儿歌》、《革命红旗满山岗》、《打虎的故事》等书籍的剪纸插图。其中《四川儿歌》插图获华东地区书籍装帧插图奖。期间他为茅盾先生小说《香市》所作的插图,因为十年动乱未能出版。先生的剪纸、插图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了新中国儿童书籍剪纸插图的开山者之一。许多名家把他的剪纸与马蒂斯相媲美。诗人艾青赞许他:“把乡土美术赋于时代的意识”。著名美术史家柯文辉先生认为“精练新颖,意象无涯,代表国家一流水准,并肩者不多,其成就不亚于其画。”对于先生来说,剪纸既为他带来了艺术的声誉和影响,也成为他走向艺术腹地的风向路标。他在剪纸中追求的外粗内秀,简练概括,乡土情感这些艺术元素,无不在中国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表达。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是他艺术的转换期,他的中国画主要追求和特点是表现生活。不仅有中国人物画《炉前》和《青年工人》参加上海解放十周年画展,而且还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办“林曦明山水写生观摩展”。在这个艺术转换期,他一方面试图将民间年画和剪纸融入到中国画里,如《剪窗花》、《喜得桃》和《喜灯会》虽然用了中国画的工具,但语言形式上仍然是年画的韵味;另一方面他的人物画也转向了对于现实题材的表现,诸如《炼钢工人》、《顾客去后》、《田间休息》、《桑荫种瓜》和《采粽箬》等等。这些人物画受了剪纸造型的影响,简练而概括。特别是像《种瓜得瓜》、《田间休息》和《桑荫种瓜》这些表现乡土生活的作品,用笔凝重,意蕴丰厚。
    《红梅时节》是他六十年代的代表作,入选全国美展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山水画,而是将山水和人物相结合,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同时,注重意境的提炼和画面形式感的追求。作品在整体布局和人物的穿插上展示高超的平衡力,节奏把握十分到位。中锋用笔,在梅树的枝干、丛叶和采梅果民的形象塑造上显示出笔墨拙朴的金石味。色彩运用,恰倒好处,靛蓝色梅树的渲染及洋红梅果的点缀,更突破了传统山水画用色的局限性,使整个画面,气势磅礴,形象生动,身临其境。先生指着《红梅时节》动情地说:“走过许多地方看过很多景,我始终觉得家乡这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致是最美的。作品取材于上世纪50年代自己在乐清柳市中心小学担任美术老师时候的生活情景。每次从学校回家经过乌牛镇东岙村,总看到男女老少兴高采烈采摘杨梅的场面。现每见此作,心中就充满了幸福和甜蜜。”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林曦明开始形成自己艺术面目的重要时期。1971年,因周总理指示为上海六大宾馆作布置画的契机而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工作。当时有朱屺嶦、应野平、唐云、王个簃等参加。这是先生人生的又一大转折。因工作关系,他结识了贺天健、王个簃、唐云、关良、林风眠等名师大家,受益匪浅。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林风眠,令先生难忘的是,风眠大师再三告诫他,中国艺术家要立足世界艺术之林,一定要向民间寻找艺术之源,并鼓励先生创作有现代感的剪纸,吸收民间艺术语言,不吃偏食。此间,他还请教过吴湖帆、贺天健等大师,拜王个簃先生为师,学习花鸟画。作为从民间艺术孕育出的中国现代水墨山水画家,先生极具变革思想,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造型手段于一体,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架构全新的笔墨技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力。如《归来》、《人物》等作品,大气磅礴,一气呵成,形象生动。
    为了丰厚自己的人物画笔墨底蕴,他临摹了一些齐白石的人物画和永乐宫壁画,这在《东方朔偷桃》、《无量寿佛》、《罗汉图》、《道观配乐图》和《临永乐宫壁画》等作品中完全可以看出。笔墨的历炼,不断丰富了他的表现能力,创作出了《太湖之歌》、《洞庭桔子红》和《柳荫渔歌》等在当时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优秀作品。
    可以说,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政治化岁月,在客观上也扩大了先生的中国画视野,为反映革命圣地而得到的外出写生的机会再次赋予他的中国画以清新的意境。诸如《蜀江放木》、《皖南山区》、《金沙江上》、《葵乡之夏》、《鄱阳湖上》等,都脱离了写生山水在构图和意境表达上的局限性。这些作品,笔墨沉着苍劲,墨线互换,墨色互用,增强了用墨的厚度和精神的表现性,把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景和大山大水的描绘融为一体。如1976年《桐庐山城》写生作品,先生一丝不苟地描绘桐庐山城两旁街道楼房林立,码头船来人往繁华热闹的景象。从中就会知道他在传统技法上曾花过何等细密的功夫。细看先生至今练存的几千幅写生稿,你就不难理解他的作品生活的气息、生命的力量从何而来。正如其诗所言:“群书翻尽寻法度,踏遍青山觅画材。方圆曲直点线面,梦里江南民族魂。”
这个时期,他在人物画上,立根民族,推陈出新,有鲜明的大写意风格,不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人物画。如《四善图》、《绿杨阴里白沙堤》、《风雪夜归人》等作品。在《四善图》作品中,不见五官见表情,大笔淋漓,禅意十分,独具风韵。《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善”者孩子也。童心无计,童颜纯朴。既不能以貌取人,又无法肯定造化。人之变化,皆后天教化之故!人性本善的真谛,尽在画中。又如《绿杨阴里白沙堤》先生深夜创作,发乎于情,才思涌现。作品春色杨柳,白衣白马,水天一色,寥寥数笔,将江南初春那种韵味和风情,释放得淋漓尽致。那清秀雅致的书法题跋与飞扬的柳枝融为一体,真是书画互映,诗情画意,妙品也!再如《风雪夜归人》破伞、飞雪、行人,融为一体,寒意飒飒,扑面而来,传递出行路人对家的渴望。家是温暖的避风港,有家就有爱,尽管风雪交加,也丝毫阻挡不了回家的步伐…,淡墨几笔,飞雪飘零,如此写意风雪,前无古人。尤其那精练潇洒的草书配上漫天飞舞的雪花,简直神来之笔,天衣无逢。他每副作品中书法题跋、落款与画意、画风一脉相承,相互映衬。并不是百画一味,一种笔法。或隶或草或行或楷,皆因画而生,有时也擅用画中笔意,落款或题跋之。读先生的画,要与读他的诗,欣赏他的书法结合起来,就会有更高的领悟,更意味深长。他从拜苏昧朔先生学艺起,就始终坚持学画、习书和作诗这三门基本功课,并把三者融会贯通在作品中,画以传情,诗以入画,书画渗透。
    八十年代是先生艺术风格的成熟期,他的简笔浓墨山水,大笔落墨,气象磅礴、纵横捭阖,把江南山川的文秀元气与现代感相结合,独具面目,不与古今贤哲雷同,成为人们识读林曦明山水的一个符号。与此同时他的人物画也博采众长,达到融会贯通之境界。
中国画自明清以降,逐渐走上了文人水墨画变形写意简约的道路。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先生不但有所“入”,更是大胆创新不落窠臼地有所“出”。他将传统的“简约”推到极致。大处着笔,简约而空灵。步入艺术化境,具有大匠风度。如1981年《月白风清》大写意作品,冷月、孤松、茅亭、贤者等元素和谐组合,气韵生动,浑然天成。古仁人那一份淡泊宁静、高洁落寞之气息,暗暗释放。风清在孤松飘逸中巧妙体现,月白在茅亭、大地上铺开。如此“简约”极致,甚称经典。比如《白马公子》作品,泼墨空灵,意境传神。杨柳岸晓风残月,白马公子将要去何方?真是“诗中有诗,画中有画”。马人呼应,不修篇幅,潇洒自如,更是意味深长。不经意间那种不拘小节,放浪形骸于江湖气魄,呼之欲出。又如《山童》作品,笔墨精妙,入木三分。眉间哀愁,背上箩筐,瞬间将穷人孩子早当家的生活传神写照。空筐装的是寒冷、孤独还是无助、害怕?使读者为其命运深深牵挂。
    著名画家周韶华说:“自己曾和曦明兄住在一起作画、谈艺,他总是以虔诚的艺术心态和真挚的情感进入创作过程。他的许多作品都在情感和想象的渗透与契合中诞生,读来极富人生感悟和人情味。他长于对对象神韵的把握,把情感物化在艺术生命本体之中,达到移情发态、超然忘我的境界。始终潜行着情感的暖流,寻求内在的心灵之力,呈现的是生命本真的魅力,许多作品,令人反复品味,一咏三叹。”
    黄宾虹和关良是先生终生仰慕的老师,但先生在敬仰中吸收着艺术养分并化为自己的艺术元素。如创作于1986年的《宾翁画意》,在构图上突出黄宾虹山水的某些局部;在笔墨上将宾翁的破墨、宿墨和自己艺术风格融为一体。最为精彩的是画中人物简约而传神,与宾虹笔意,画面风格,浑然天成。此神来之笔,岂是题跋所言“酒后戏墨”乎。唯有心有灵犀、融会贯通而成也!先生曾供职于《少年文艺》时,与关良教授交往渐多。先生崇尚关老在戏曲人物画上的简练与童稚之趣,但又融入自己的剪纸艺术。创作了《西厢记》、《三娘教子》等别开生面的戏剧人物。
    他始终秉持自己的艺术风格,笔墨酣畅淋漓,用色明丽雅致、虚实相间、简约疏朗,既恪守文人画的传统,又注重吸收西方的和现代的表现技法,充满了民族性与时代感。如创作于1982年《琴童》笔墨简畅,神韵达人。琴童欲笑含羞不敢前之态,惟妙传神。陆俨少先生审视此良作久说:“齐白石的画比你伟大得多,但齐老先生不一定画得出这一幅!”林曦明清醒回答师长的嘉勉:“松鼠不敢比大牛”。又如1983年《行吟图》,先生是以文人画写文人之乐事。笔墨空灵生动,形神兼备。诗人淡定而行,心无旁骛、若思若忆,灵感忽明忽现,妙句似来还往,犹入梦游之态,仿佛眼前。岂是一个“妙”字了得。这忘我追求精神,难道不是先生在艺途中孜孜不倦的追求之精神写照吗?正如其题跋所诗:“路行百里非给难事,一技功成眼欲花。废画万张笔成塚,砚田耕尽几成家。”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曦林说:“文人画在自己的基础上同民间艺术、西方艺术的不同角度、不同量度的化合,开拓了一种新的传统,催生了现代中国画的多种样式,使中国画生发了新的活力。这在林曦明先生的艺术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一种林曦明式的个性化体现。”
    在艺术上他追求朴实,清新和净化的格调,泼墨、泼彩,但又惜墨、惜彩、惜笔,简约合度,尽得风流。如1986年《得喜图》,泼墨、没骨之神韵登峰造极。一喜从天降,两点出乌纱。袍袖剑扇飞,春风轿帘动。如此虚实呼应,灵动洒脱,传神淡雅,可谓逸品,可遇不可求也!又如《鲁兵诗》黄犬、老人、小孩,左相右伴。淡墨浓情,诗画互补,炉火纯青,将退休老汉那份寂寞心境和蹒跚神态,恰倒好处表达出来,同时传递出衰暮关怀之意和对友情的期盼!《有眼见钱开》是一幅人生漫画,描写世事百态。画面滑稽谐趣,但更具幽默讽刺,隐隐间藏有著名漫画家方成之风格。《读书图》笔调清新自然,简洁明朗,颇有丰子恺之韵味。画中读得津津有味之人,岂不是先生乎?
    作品《三顾茅庐》更是流露出先生多面素养。它融合剪纸和京剧戏曲人物的造型,再加上“杨柳青木版年画”之韵味,别具匠心。红、黑、白三马和刘、关、张简化脸谱,相得映彰。既为大众喜闻乐见,又在历史传统中创新。让刘皇叔求贤如渴之情,不经意间悄悄传递!再如1989年《塞上秋风战马》,自故逢秋悲寂寥,摇曳的滩头芦苇之中,一匹奔驰的战马正在长嘶哀号,此刻上方落日已成黑,这是先生内心无比哀痛的真实写照。在艺术世界里三大巨星相继坠落,无疑是一场地震,她将先生悼念王遽常李可染林散之三位大师的沉痛之情溢出画外,那追逐战马仿佛成了先生灵魂和精神的化身,达到“此时无人胜有人”境界。又如《秋塘渔舟》点线之间将传递出秋之肃穆,轻舟而过,水天一色,诗情画意。此刻人物犹如自然界一个符号,成了借物言志,寄情对象。正如其在题跋中写道:“余作画不为传统线墨所拘,敢于破格创造。石涛言之,无法而法乃为至法。”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如此深刻而巨大的画风变革却依然保持着中国画的血脉神气,这是他在艺术生涯中倾心追求的“现代意识和民族精神”艺术结晶。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说得好:“在艺术探索上,林曦明不抱成见、不落俗套、锐意探索,在追求清晰明快的意境中,形成了简洁练达、墨韵淋漓、结构严谨的绘画语言和艺术风格。”著名美术评论家柯文辉先生说道:“林曦明人物作品中有文人化了的民间味,山水画中有文人化的现代味。他以最简洁的举重若轻的笔法,直透人的情感深层,艺术形式已锤炼到炉火纯青,是对主客体生命的最本质的观照。”
上世纪九十代及之后,先生的个人风格愈臻鲜明和完备。在人物画方面受林风眠影响,画了多幅风眠式的仕女画。这些作品墨韵淡雅,线条虽也像风眠师那样流畅洒脱,却增加了中国画用笔的意味与韵致。他晚年的人物画更加减略概括,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情趣,不论《双休日》对于情侣休闲生活的捕捉,还是《柳荫捕鱼图》对于儿童捉鱼趣味的描绘;也不论《林海雪原》从传统题材的翻新,还是像《杜甫诗意》那样表现古典诗词的意境,用笔则减到不能再减,用线则灵动洒脱,用墨则淡雅清透,在当代写意人物画上别具一格。如《林海雪原》作品通篇无一笔画雪,但觉画中白雪皑皑,寒气逼人。先生是活用老子“知白守黑”之哲学精神,亦把清代山水画家龚贤的“守黑”妙悟,独辟蹊径地表现在人物画上。作者通过马和人身上的黑白、虚实、浓淡的强烈对比写照,以及对马和人面部表情寒冷、僵化的刻画,使画面呈现出浑厚、立体和实境感,极为成功地表现了茫茫林海雪原之美景。尤其那稍带化开墨韵的“林海雪原”落款,仿佛如将要融化的冰字,更是锦上添花。细看五月端阳,却作如此雪景,可谓心技合一,入神入化也!
    先生道:不理解人怎能表现人。艺术家应该是心灵的探险家,对小人物不大;对大人物不小;不分厚薄,像剥笋那样层层向本质挺进,把握人在不同时空中情绪变幻的章法,及其反映在形体语言上的细节,包括表里相反的瞬间;爱憎交织的矛盾……等。比如《乞丐图》对衣衫褴褛的乞丐、张牙舞爪的黑犬之惟妙惟肖刻画,使两者互为呼应,再配上与画风一致的书法题跋——“流离颠沛困风尘,乱世何堪问出身。当道今多势利狗,狺狺吠遂破衣人”,诗、书、画融为一体,道尽世态炎凉。
人最具灵性且不断变化的,故人物画,不应千篇一律,百画一味。人有三教九流,情分喜怒哀乐,其艺术表现手法、笔墨情趣及色彩运用,应不相同、各有千秋。先生人物画的成功与高明,在于明丽清新,诗意传神,百画百味,既发于情理,也绝无雷同,且笔墨如人意,出神入化。如《柳荫捕鱼图》、《渔翁》、《李清照》、《千里之行》、《送子上学》、《杜甫诗意》、《木兰图》、《苦耕图》等等。先生说,对笔墨理解,要消化在每一笔里,一笔生万笔,笔笔是笔,又是红尘万象。为此他临过汉晋六朝石刻,唐宋元三代壁画,后摹过任伯年、齐白石、林风眠、关良、傅抱石的人物画,反复进入,博取众长,为我所用。无论整体、细节都十分讲求,掌握分寸。在他的画面,黑与白,有色与无色,线与面,面与块,书法题跋等,有机地组合起来,使审美感情融为一体,心手相应,契合无间,自由洒脱,气象万千,真乃大家手笔。像《千里之行》笔墨极为放松地营造了急驰千里的意境,那滚滚车轮压过的深深痕迹,巧妙地展现了天苍苍雪茫茫,敢问路在前方的坚强毅力。而《三月江南》那片红得发艳的红也是能将人的心燃烧起来的。著名美术评论家薛永年先生评价他:自觉向民间美术探寻的林曦明,虽然在剪纸创作上用力最多,但是诸如青铜艺术、彩陶图像、汉画像石、原始岩画,都成了他参悟艺术真髓有选择地集古今中外之成的摇篮,终于在山水画革新中走向了文人艺术的民间化,西洋风格的中国化,传统山水的现代化。自己也成为了齐白石、林风眠之后一个最善于向民间艺术寻根而卓然有成的名家。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先生认为:“一个画家不仅要活到老学到老,还要不断创新,善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保持艺术的生命力,唯有创新才能超越前辈、超越自我”。他虽然年近九旬,依然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每年都要外出写生,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黄山、庐山、华山等名山大川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2012年7月份,87岁高龄的他在昆明写生20多天,整天早出晚归。诚如刘海粟大师所言:墨海苦度,笔底生辉。美在民间写春秋。祝先生健康长寿、艺术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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