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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革命
■江浪(上海)
    孙文及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在别国的土地上酝酿中国革命,并暗中成立帮会性质的同盟会,这些会员有的本身由清政府资赀的公派生,有的是自费日本留学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从此拉开了中国百年革命的序幕,已经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可谓墙倒众人推。事实异族统治中国并不止满清一帝,有学者认为连朱元璋也是回族,汉人称帝则“多乎哉,不多也”……
    孙文一大炮轰得中国险些走上共和的道路;遗憾的他临终说“革命尚未成功……”《共产党宣言》的传入,上下求索致力于“大同”的人们如获至宝,革命的热情益发而不可收,外患与内乱同时绞缠在一起,把中国土地烧得通红,国人并不担忧外来之患,事实最持久最可怕也最热衷的是内讧之乱。不然中国历史文化就没那么灿烂与悠久了,指鹿为马、三桃杀二士、卧薪尝胆、项庄舞剑、我为鱼肉哪来这么多典故?有史以来乐此不疲地一直没有停歇过。总以为一统天下彻底就好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岂料太平时势人祸多,无故死去的人比战死的多得多,谁不被动或主动的卷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出人意外死掉,我们这才愣了一下,对革命似乎重新有了认识,但这种认识是极短暂的,不足以对未来革命政治起到任何警示作用,没有野心的革命家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这道理简单而拙劣,你不要当官,人家争着要当,当不上的只有继续革命,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龚自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对政治鄙人一窍不通的,只不过被政治了,翻书才发觉中国五千年来的政治一直在鬼打墙,近代百年革命的事也很有玩味,古老或离今很遥远的不谈,况且有数不清的专业的史学家靠这门功课在吃饭,怀疑他们恐怕自己也说不全、说不清,或只为混口饭吃而已?五千年的历史跟黄河、长江一般,没有那一样容器能把他储起来,流入大海分不出哪滴水来自黄河或长江,唯一留给今天只是历史的缩影,能做的仍旧扮演历史的脚色。演艺圈的奸商,拿历史用来戏说,既愚乐了人,赚的是自己的钞票,之所以说他们所以奸,因为他们绝不敢把当今所发生的事编成戏文。另一种政治功能把历史打扮成小姑娘,正如挖空的古董商,恨不得把自己的奶奶打扮成慈禧去拍卖。
    百年革命洋洋大观矣,只言片语不足以观全貌,当年革命志士,有的豪言壮语、有的滑稽、有悲怆、有无奈、可恶与下流。
    “稽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世语可以新说。
    谭嗣同谓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以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许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日本人士劝谭去日本,谭不肯听,再三劝他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嗣同始”而成全了他。谭在牢房墙壁上题:“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胆肝两昆仑”。行刑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砍头如同风吹帽。
    陈独秀跟吴樾两人争相刺杀清廷五大臣,陈独秀才廿岁血气方刚,互不相让两人扭打起来,筋疲力竭吴责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吴樾做了人肉炸弹。
    戊戍维新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在三十年后,王照《小航文存》“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逸仙最初提出革命时他位卑人轻,但对中国积贫积弱之现状数最有见识的一个,深刻意识中国的进步,只有全民革命的一个途径,问题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精英不能同心协力,孙希望精英们“同其志,共其道”通力合作。当时蜚声海内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曾逗留在伦敦,孙文从北美找到他,劝说严复支持中国革命。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志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逸仙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一九零二年五月《苏报》刊发《敬告守旧诸君》倡导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与后百年“不破不立”承前启后。
    一九零三年,邹容《革命书》称革命“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论之目的”、亦是“世界之公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历史潮流,认为献身于革命则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彭家珍在绝命书说“共和成,虽死犹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其辱,不如死得荣”!
    梁启超在《民报》上向国人宣扬说“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满清政府正当立宪之际,梁启超谓康有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孙逸仙驳斥保皇派“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言论。逸仙明确提出“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正的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
    孙文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在其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一九零五年孙文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成立时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者自己必须填写“盟约”签上本人的名字,割中指,滴血为鉴,大计宣誓后当场焚于火中。(盟友)同志见面,两人右手似握,但有所不同,一人问“甚么事体”?答者曰“国家事”。又问“甚么人”?答“中国人”。提防满清政府的暗害。
邹容因《苏报》案死在牢中,章太炎诗悼之:
邹容吾小弟,披发下瀛州。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做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搀手,乾坤只两头。
 
    康有为反对以革命暴力的方式去推翻满清政府,革命无非“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章太炎驳斥他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主张以革命运动来“启迪民智,除旧布新”。他说这是一剂既能泻肚又能补身的良药,斥保皇派“载泜小丑,未辨菽麦”,康有为堕落成“利欲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孙文在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得知他将带来巨额华侨的捐款,有指望他能充作军饷以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和各路将领首要,都把他当做财神爷而恭候在上海轮船码头。同仁志士不管孙文登上岸,还是做了临时大总统,不例外的最关心只有一件大事,直接了当的问孙“你带来多少钱款”!当孙回答“予不名一文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这让许多人大为失望矣。
    十月革命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廖说“俄国革命之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一九二二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五月十四日在《努力周报》上刊登《我们的政治主张》联合名文,提出要建立一个“好政府”政治改革的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采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九日,孙文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发表“中国革命史”文章云“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一九二六年一月,徐志摩见到陈毅《纪念列宁》的一篇油印稿的文章,徐志摩随后在《晨报副刊》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的文章,徐在文章中说,“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不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因为‘我怕他’”。徐认为“共产革命”是冒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他劝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
    瞿秋白得悉将处死他的消息正在写绝笔诗,一边挥着手,一边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史量才办《申报》请黎烈文《自由谈》主编,邀请进步作家执笔,口无遮拦遭当局政府痛恨,国民党上海要人吴醒亚等联名函至史量才,要求撤换黎烈文,史不以为然,吴醒亚几个只好亲自“拜访”当面提出撤换黎烈文的要求。史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做不自由谈吧”。吴等忿然而去,言传后来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公道“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笑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史终遭国民党的暗杀,死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下午。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蒋介石说“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西安事变的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传来蒋介石被张学良所囚的消息,大家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发言热视,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时言论温和的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第三日宋庆龄转来一封由斯大林亲自起草发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文大意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共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夹头一盆凉水。
    国人痛骂汪精卫《塘沽协定》卖国。陈公博问汪精卫“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样的黑锅”?汪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它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这话让陈公博为之动容,陈感慨说道“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个大好人,他是一名状元出身的宰相,决不是傻瓜”。
    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说,刘少奇的报告中,多达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主席台上的领袖们频频点头,周恩来、任弼时只微颌而已,见林彪头像鸡啄米的冲动而激烈,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着头,刘少奇几次搁下报告的内容,对他刚出炉的“毛泽东思想”的学说,不厌其烦的作解释,最后的一次,他表演得十分激动,用嘶哑的嗓音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着彭德怀骂“老彭,你是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你骂了二十天,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彭德怀忍不住说“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
    陶铁柱与刘豪讨论当前国内形势,谈到前不久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陶说“听说刘少奇他回到办公室,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这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破坏法律的人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还听说他向毛主席请辞国家主席的职务,要求回家当农民”。
    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等人从山西战转来到河北阜平,一日国军的飞机突然来轰炸,陈伯达听见飞机声,赶紧向毛泽东的院子跑去,一边喊“主席快跑!主席快跑”!毛泽东刚离开院子,炸弹就落下来,院子被炸毁。一九七一年,陈伯达因反党被阶下囚,他走到功德林(秦城)监狱的门口,不肯进,大喊“我救过毛主席!我救过毛主席”!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开会,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时脸色煞白,挥挥带疾的手“散会散会”!径直往电梯口跑去,一进游泳池,见毛泽东平躺在床上,脸无血色,嘴唇发紫,似乎没了进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远旁站着,周恩来立即询问医生情况,拿吸痰器将痰吸出,毛渐渐恢复了呼吸,脸上也有了血气,见毛慢慢张开眼睛,周恩来如释重负,激动地扑到毛的床边,双手紧握着毛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一九六六年五月,林彪做了“政变经”的报告,第三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说完全支持林彪同志,并大谈“保持晚节问题”,主张把瞿秋白打成叛徒,周说“不因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也都是无耻”!
    林彪赠对联与妻叶群云: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
张志新女儿,林林回忆说:刚听说张志新犯现行反革命罪,觉得自己可完了,经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当时政府方面问她和彤彤说“张志新属于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看法想法”?她们回答说“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名,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审判江青,法庭上提到毛泽东时,法官企图阻止她申辩,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她抢白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法庭上出奇的寂静,“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中的话”,江青环顾四周,法庭照相机对准她眼镜背后的目光“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现场哗然,江青叫嚣说“我无法无天”!终被拖出了法庭,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审判王张江姚前,邓小平派人去问张春桥,问他在法庭上有什么话要说?张说他有话要说,“如果将来中共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层,人民将会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把统治阶层打倒”。
    华国锋下台后对陈永贵说“我们这些人不是搞政治的料,抓个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鬼计不行”。陈说“那不是你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掉的嘛”。华国锋说“因为她们也不是真正搞阴谋的人,如果她们要真正搞阴谋,我们也搞不过人家”。
    张国焘《我的回忆录》以血淋淋的事实告诉说“政治就是充满罪恶,革命也不见得就是圣洁”。
    聂绀弩说“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击棋”。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台北的圆山饭店聚集着135名的反对派,反对派领导者提出即日成立民主进步党新党,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消息传到蒋经国那里,他沉思良久,召集开会。他坐在轮椅上,对党政要人们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纪念中华民国“行宪”四十周年时,情报得知,由蒋经国默许成立的民进党要在会场发动示威。蒋年迈多病,劝他不要去大会致词了,蒋坚持要去致词,坐在十四排11名民进党的“国大代表”突然起立,高呼“全面改选”的口号,拉开“国会全面改选”的白布横幅。 
有个褪色的笑话这样说,邓先生的车跟在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到十字路口,见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往右拐弯了,开车的司机问邓先生“咱们往哪里拐”?先生说“也往右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