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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科大的“技”字错写说起
■彭友茂(山东)
    前几天,国内不止一家媒体上出现过南方科技大学的一张图片:一块横卧的巨石上,镂刻着“南方科技大学”6个大字。那块巨石坐落在学校大门不远处,是学校的一块招牌。因为字大醒目,不用近前,让人老远一眼就看出,科技的那个“技”字,右半边的“支”写成了友谊的“友”(也是鄙人彭友茂的“友”)。这样一来,该字似拨不是拨,像拔不是拔,四不像,明显属于错写。人们看到它时,对其读音,对其字义的理解,当然不会发生障碍和偏差。可作为具有名片效应,且又是长年累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校名题写,存在这么一处硬伤,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
    网上很好查,南科大校名的题写者,是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不过,本文对南科大的校名是谁题的并不想多说什么——名人也罢,凡人也好,“吃饭还掉个米粒儿”哩,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写错一个字?这里,只想研究一下,校方怎么就把这样一个有明显书写错误的校名雕刻在巨石上呢,不考虑日后人们的观赏效果吗?分析起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圣人门前文盲多”,校方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没人看出“技”字明显写得不对。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二是,看,肯定有人看出“技”字写错了,但大师的墨宝难得,木已成舟,碍于情面,校方不好意思,也不忍心再叨扰年事已高的大师,告诉对方笔下有误,让其重题一次。于是,为名人讳(实则害了名人),为自己安,该校名便带伤面世。
    从南科大校名的“科”字错写,和校方不予纠错便原汁原味地勒石面世,我想起人们耳熟能详的发生在前苏联的一个故事:当年,斯大林曾对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一书写过这样的批语:“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谁知,这一批语中“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少了末尾一个字母。正在人们议论纷纷大惑不解时,冒出两位教授在报纸上撰文,煞有介事地说:“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和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两种爱情截然不同,拼写自然不一样。”这篇文章的清样出来后,总编为了防止万一,觉得还是让斯大林亲自过目一下稳妥。斯大林看了以后,又作了一个批语:“笨蛋,此系笔误!”
两个故事,一中一外,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和故事的分量有轻有重,发生的背景也大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是如何对待发生在名人、名家,或领导、领袖方面的过错。
    第一种情况,不盲信不盲从,勇于向发生差错的人指出差错:既然知道名人、名家,或领导、领袖的题名、题词,谈话、讲话,或文章、著作中有明显的错误,那就真诚地实事求是地向出错者指出,帮其纠正。这既是对事情本身负责,也是对发生差错的名人名家负责。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第二种情况,也许是大环境不好,也许是大环境并不很差,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风行(自然也可切换成“奉行”)个人崇拜,提倡奴隶主义,抱持活命哲学,在名人名家、要人伟人的差错面前,人们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温和恭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乖”:纵是郢书燕说,也要歌功颂德大唱赞美诗曲意逢迎撰写拍马文章,压根儿就不去考虑出差错者能否接受别人的指正,即压根儿就不去考虑对方会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实际上,在估计到“指正”存有风险的同时,还应当估计到对方也有接受批评指正的可能),而是把对方当成“‘伟’乎高哉”的权威,当成无所不知的神祗,当成高不可攀的大树,而自惭形秽,窝窝囊囊,自贬三分,低声下气,低眉顺目,把自己视作低贱的奴仆,卑微的小草,可怜的下级,站惯了的贾桂,始终不敢正眼看权威和专家、名人、领导、领袖等大人物,更休谈给对方提建议提意见指缺点指差错了。这种情况,用一句德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
    而“跪着者”中,大概不乏斯大林批评的那种“笨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