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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宋太祖的“制度防腐”
■张健康(浙江)
    在封建皇朝中注重用制度防腐的,宋太祖算是一位创新者。赵匡胤掌权登基后,由于全盘接收旧政权的官吏,以至连同盛行官场的腐败习气也被传承下来。为此,宋太祖采取一系列反腐倡廉措施。除了自身廉洁、率先垂范和重典惩腐、整肃贪官外,还从制度上预防腐败。
    他深知地方掌权的知州权力过大,于是专门设立了监督“一把手”知州的官职一一通判。为了提高通判的地位,由皇帝直接任命委派,赋予直接向皇帝汇报的权力,这还不够,明令:凡由知州的行政公文要与通判会签后才能生效。如此,通判的监督不仅对“一把手”权力不仅有制约作用而且还达到制衡目的。
既往仍咎。为了肃贪,他不搞既往不咎、下不为例,凡在为官生涯中有过贪赃枉法行为的,无论事过境迁,一旦发现,一律追咎。如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在任通判时盗用官钱九十万元而未被发现,以至“带病提拔”至监察御史,事发后仍被处于极刑。凡遇朝廷大赦,惟有贪官污吏不在此列,更没有“保外就医”、“减刑”等特殊照顾。让贪官知晓,凡是侵吞民脂民膏者,连做一个普通草民的资格也会被剥夺。
    取消公荐。宋初开科考试,按旧习,主考官未进贡院主试前,朝中公卿大臣可以向考官推荐人才。这为营私舞弊者提供了机会,名为公荐实为私荐。太祖发布命令,禁止公荐,排除公卿大臣对科举考试的干扰。同时还规定,为防止世禄子弟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科举功名,规定“官二代”在取得科举考试合格后,还要复试一次。这就杜绝了“萝卜招聘”“量身定做”等选拔任用公务员的“潜规则 ”丑闻。为防止滥竽充数,赵匡胤首创“殿试”,由自己出题自己主考,亲自面试被拟提拔为进士的人选,防止论文做假、抢手代考。
    严肃追究举荐失责者。宋初缺少地方官员,朝廷要求各地举荐人才。为了防止私情干谒,明令:“异时贪浊畏懦,职务旷废者,举主坐之”。即被举荐者任职后有贪赃枉法、养闲思懒、贪位慕禄者必须追究举荐者的责任。除此之外,赵匡胤还采用高薪养廉、奖励为官清廉、执法如山者。这些反腐防腐措施都作为定制颁布全国执行。宋太祖的做法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一套较为完备的防腐制度,而且自己又以身作则,带头节俭。按理说,朝廷应该出现风清弊绝的官场生态。然而效果不佳,即便是赵匡胤当政时期,腐败现象还是不可避免出现,至于北宋后期更是“腐”不堪言。原因何在?在封建皇朝极权的政治体制生态里再好的防腐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致命的“基因缺陷”。
    在专权的体制内“制度的制定者也往往是制度的破坏者”。赵匡胤对身边小圈子里的大臣、将帅违法采取了宽宥态度,网开一面。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留名于世的赵普是开国功臣,身为宰相却私下收受吴越国赠送的黄金(金瓜子)被赵匡胤撞见。赵未追究其责而让其收下。法外开恩让赵普私欲大开,出格越界,以权凌法,竟违反朝廷禁令将产于秦陇一带木材赎买谋利,建造商店旅社与民争利等。按规定应追究刑责,赵匡胤念其有功只是削职为民。赵匡胤对驻守边关的将帅违法行径更是袒护纵容,违制不究。如关南大将李汉超向百姓借钱不还,还抢夺民女当妾。百姓跑到京城上访告御状,因为他们知道宋太祖对抢夺女民之事最为痛恨,一告一个准,必将严惩。谁知赵匡胤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宴请告御状的百姓,亲自做思想工作,让事主同意将被抢的女儿当李的小妾,又从国库拨款给李汉超,让他偿还欠债。
    一种制度两种执行标准无疑是将自己筑起的防腐堤坝掘出一个缺口,在官场欲望如海、漫漶恣肆的冲击下,防腐堤坝只能塌陷。史书记载,贪渎之事从基层的县令、主薄到知州直到宰相、军队将帅都发生过,甚至连专司监督的通判也贪赃枉法。宋太祖精心制定的防腐制度的失败,说明在极权体制下,再完备的防腐制度在不受监督的权力面前只能是废纸一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以史为镜,知往鉴今。如何让权力在制度面前臣服而不是让制度在权力面前屈服,这是构建与实施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宋太祖防腐制度的失败留给今人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