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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洲

发布来源:admin   时间:2014年05月26日



黄亚洲,浙江杭州籍。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名誉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主席。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等文学专著25部。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文学鲁迅奖、金鸡奖、金鹰奖、华表奖、飞天奖、百合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在法兰克福、开罗、芝加哥获有关国际电影节奖。1998年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授予“首届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2008年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称号。


代表文章
 
 
 
有关寺庙
 
                                 黄亚洲
 
 
 
品茗国清寺
     
天台山的茶,大家说,那可以叫天茶,国清寺的水,大家说,那就是国水,于是这茶就厉害了,可称“天茶国水”。
梦初先生听着,不吱声,只一丝不苟地用开水为大家暖一只只小巧的紫砂茶杯,然后再用头遍茶冲洗一遍,接着再为大家洒上茶。众人捧茶,都说好喝好喝,一边喝茶,一边就羡慕起梦初先生的优雅和闲静来,纷纷问他叫什么居士,梦初说自己叫钵泉居士,钵泉是从他写过的一首诗中引出来的字。
一齐喝茶的诗人路也女士忽然兴起,说,我若取名,就叫南山,因为我济南家的对面就是南山。梦初先生就优雅地说:欢迎南山以后多来。
梦初先生年少时曾在国清寺住过十二年,依他的话说是在里面扫了十二年的地。也许与佛门的熏陶有关,他“扫地”之中就熟喑了艺术,书画皆精,他有许多书画作品都被老外买走了。刚才我们在智者大师纪念院看见的智者大师坐像就是他设计的,铜制,浇铸一次成型,身材线条流畅,五官圆融秀慧,日本佛弟子来天台山参拜祖庭,一见智者大师这等慈悲智慧,一个个都欢喜得不得了!我仔细看过那塑像,感觉那脸型有点像梦初先生自己的脸型,这不是偶然的,我猜测他可能是瞧着镜子描画大师的,众人眯眼,仔细比较,都笑着说有理。
艺术本来就源于生活嘛。
梦初先生继续给大家添茶,一边添一边听大家讲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典故,于是他评价说这样的人生态度应该是积极的。他说他亲眼看见很多老和尚圆寂之时都还在唸经,或唸阿弥陀佛,或唸观世音菩萨,脸上都是带微笑的,安详得很。
那就是说,做和尚跟做诗一样,都要很敬业,很专注,一以贯之,这才是做人的本来样子。
梦初先生在为大家泡上第二杯茶之后,起身去取了自己的画册来相赠,一人一册。大家一翻阅,呀呀不止,皆为惊叹,讶异之声都是发自肺腑的。只见有的画作泼墨如雨,密不透风,心境满是马蹄印;有的画作旷达无垠,只一小壶置于其中,浩浩天地惟闻一丝茶意,除此无余。
众人喜欢,遂请送画人题字。梦初先生应邀给女诗人路也勾勒一幅像,侧像如大佛;给诗人大卫描了一幅像,气势如大侠。
梦初先生再过一年就四十了,这是好年龄,他年轻得很。他一礼拜以前还在敦煌,他是从敦煌匆匆赶回国清寺的。这一次,敦煌博物院给了他一些特殊的待遇,他走进了一些多年未曾敞开过的洞窟,他用他的眼睛、他的数码相机以及他的心灵与佛对视,一些线条和色彩深深地感染了他,佛学的真谛和艺术的真谛同时给了他翅膀,他向我们说起这一切的时候非常兴奋,作为国清寺艺术总监的他,又一次从血液里感到了艺术起飞的冲动。
他告诉我们,他有可能在明年会应邀去台北办一次个展,又表示他这几年不想售卖作品,只想做一点积累。梦初先生侃侃而谈,沉稳而自信,其神态与隋代名刹国清寺的整个气场相似,使人想到他毕竟在这里面“扫了十二年的地”,他把许多东西扫到了他的墨色里面。
由此想来,宗教的本质之一便是艺术。从某种角度说,宗教是艺术化了的人生态度。我们通过无数精美的雕塑和壁画认识了宗教,宗教也很容易地在我们心房的每一面墙上绘出壁画。
梦初,就是这样的一位画师。
围绕国清寺方丈室里的那张不规则的金刚木桌面,黄昏时分,几个诗人喝完了一壶号称“天茶国水”的下午茶。茶主是梦初先生。梦初先生不停地给我们冲泡艺术,冲泡他的孕自古刹的艺术理想,智者大师在晋隋之间稳稳坐着,慈爱地注视着他,目光出自那张跟他很相似的脸庞。
 
 
 
允观大师讲佛 
 
     又听允观大师讲佛理了。
    允观大师这一回讲到坐禅的“正定”和“边定”,讲到宾陀罗尊者的自我炫耀和遭佛呵责的故事,讲到坐禅的目的性问题,强调坐禅是为断烦恼而非为练神通。
    众人眼珠滚圆。
    讲座设在妙法堂,正中高挂“台宗讲席”四金字匾,乃蒋中正先生民国二十六年为国清寺所题,允观大师说此匾乃原匾,非仿品。
    众人关了手机,皆眼珠滚圆。
    允观大师说:“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有优点,然汉传佛教可以与藏传佛教媲美的,可能就是天台宗。”
    全国各地作家诗人几十名,皆肃然。尽管这些作家中,据我所知,也已有几个正式的居士,怀间都揣“皈依证”的,佛理也相当精通了。
我非居士,但我举手,提一个问题,问是否可重“顿悟”而弃渐修,因为这样很方便啊。禅宗不就是讲究“明日见性”,也就是“顿悟”的么?
允观大师答说:“吃了第七个馒头,饱了,不是说六个馒头不用吃了,这是量变到质变的道理。”
    我亦肃然,虽然这个典型说法在不同场合听过多遍。
    知道学佛和学写字一样,都是慢慢爬的事情,都是腰酸背痛的事情,都是爬了一辈子却根本不可能开悟成佛的事情,哪怕证个“罗汉果”也是千难万难的,进各地罗汉殿看看,最多的一伙,不也就只是那五百个么?
     进不得,退不得,做人不易。    
也就慢慢前行吧,虽说是“明日见性”,肯定也是漫漫长途,那么就抱定“过程就是目的”的信念,慢慢前行吧,趁膝关节还没有完全生锈。
 
 
 
普陀山点滴
           
盛大的节日已经办到第五届了,真是不容易。这个节日名称不短,唤作“舟山群岛•第五届中国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据我这一路来的观察,节日的各项筹办工作包括宾客的接待工作,像莲花花瓣的排列一样井然有序,主办者已经很有经验了。
已有多时未登普陀山,这次薛家柱老师力邀我同往,于是也就下了决心,再一次踏上观音菩萨的这艘面积达十二平方公里的舟船,兴致勃勃地航行于“第五届观音文化节开幕式”、“南海观音宝像开光十周年纪念法会”、“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瞻礼大典”、“点亮心灯•传灯祈愿法会”、“经典佛教歌舞:清池皓月照禅心”等等一排又一排的情感波涛之中。
一路航行,扑面皆是浪花,情感世界不断被溅上点点滴滴,那就信手取几张绵绵的稿笺纸,渗下这些点点滴滴的水渍吧。
首先要说的是友情。多年未遇的舟山诗友,这一回双手相握,真是不亦乐乎。我不知道方牧教授竟是在编《普陀山文化》季刊,而且是主编,此兄依旧诗人气质,抬手举足之间,仍是那样洒脱。他郑重地告诉我,他已把我写的一篇短文印在《普陀山文化》秋之卷上了,放在最前面,充作“卷首语”。他的夫人张老师随之鼓励我说“文章虽短,写得不错”。取来这本“秋之卷”一看,果然是卷首语。这篇小文其实是两个月前薛老师要我写的,说要我就海天佛国写几句感言,我当晚就遵命写了,并不知道是拿到方牧教授的刊物上用的。小文题目叫做《普陀山就是你我》,全文是这样的:
 
如果净瓶里的柳枝上有一枚叶子不慎飘落,从五彩的祥云里一直飘落到蓝色的海洋上,那么据我观察,这一片浮动着的柳叶就叫做普陀山。
如果鳌鱼的前额静静地露出海面,等待白衣观音含笑降临,那么据我打量,这一抹湿润的鱼额就叫做普陀山。
如果普济寺和法雨寺的钟声一串接一串跑向沙滩,留下密集而深刻的脚印,那么据我目测,这一大群潮湿的钟声就叫做普陀山。
如果白衣观音现在走进了她的紫竹院稍事休憩,而这片紫色的竹林又被你悄悄移植到了心中,那么据我推断,你的静谧的心灵就叫做普陀山。
如果我现在行走在普陀的石阶上,四周跳跃的浪花一齐喊着我的名字,那么我就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和你就是白衣观音身边的那一对童子。
 
文章虽写得有些随意,但也表达了我对普陀意蕴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如今这本“秋之卷”能发放给出席这个节日的所有嘉宾,告诉大家有一个姓黄的文人结了普陀山的缘,这种安排当然令人高兴。我向多年不见的方牧教授致谢,也向他为“冬之卷”而向我约稿致谢,他这是在为我增添某种缘份,就像往灯盏里添油一样,所以我说他是诗人,他相信诗句与诗句之间的内在联系。
晚餐后出门,眼睛一亮,怕也是缘份吧,竟然看见迎面走来的几个和尚中,为首的就是戒忍大和尚。这位中国佛协的副主席依旧如六年前我见到时那样红光满面,伸来的掌心也特别柔软,他语音绵长地对我们几个作家说:“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你们来了,我们就成功了!你们来了,我们就圆满了!”一听就是一首诗,吟得宾客们心里热乎。我问他还记得吗,六年前为筹备“走向海洋”文学采风活动,我来普陀山,约请他为作家们讲一堂经?他当时说他不讲经,还是回答作家们现场提问为好,他后来果然就侃侃而谈了,他的解惑答疑的智慧引动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我提起这些,他说他都记得,也记得我后来寄赠给他的诗集《磕磕绊绊经纬线》,在那册诗集里我特意插了一页我与他的并肩合影。
戒忍法师笑声渐远,我的感情世界却还在欢愉中,久久未息。佛界人士的大智慧和大能耐,我一直是很钦佩的。记得去年春天在天台山国清寺,允观大师为作家们讲的一堂课,也同样见证了这种沁人心脾的智慧。
今天早上,我更加增添了僧界英才辈出的感觉,甚至为之钦佩不已。我一直不知道这位开幕式主持人姓什么叫什么,只见一袭飘逸的袈裟,一副无框的眼镜,衬托着一口流利的没有任何讲稿作为依托的开场白。这一开场的演讲不仅流利非常,抑扬顿挫,而且始终配以自信、明朗、真诚、细微的面部表情,总体效果悦目入耳。此种主持水平,不仅不要说那些端着打字稿还要破句连连的“党政官员”汗颜,我看就连屏幕中的许多专业主持人也难以达至。
说到这里,就要顺便罗嗦到开幕式上另外几个发言者了。我从中作个比较,我认为在这些发言者中,就生动性和感染力来讲,还是来自台湾的朝拜团负责人最不错,他有讲稿但大多数时间都是脱稿发挥,且多讲小故事,以细节说话,比如讲到了戒忍法师的前任“妙老”如何以九十的高龄,跋涉于泥泞小道,亲选“南海观音”的建造位置等事迹,发言者甚至当场感叹“使我们很不忍”云云,这就使站得整整齐齐的两千僧人、居士和群众在热辣辣的太阳下共同感动了。总之,这位台湾朋友使众人在一个比较刻板的时间段里获得了一批真实有用的信息。
有些发言者的段落确实使人皱眉头,比如硬要选在这一时段里大段大段地赞颂舟山群岛的旅游资源,甚至赞颂的时候还要提“美味海鲜”,你自己爱吃就吃了吧,别开口啊,须知这是佛教盛典啊,来自日本、韩国的僧人和我们自己的僧人都是如此肃穆地在聆听啊,须知佛界的重大戒律就是“不杀生”啊,你怎么能毫无顾忌地大谈“海鲜”呢?也许你的文字秘书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可你自己怎么也不好好把关呢!又说到如何通过操办观音文化节而促进了地区的旅游发展,甚至有助于“引资”等等,这些东西可不可以不要在这种场合上讲呢?不要给人以“佛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感觉好不好?一边听着,一边为这种没有“与时俱进”的讲话稿捏一把汗。余秋雨先生正好站得与我相邻,他的低声评价十分真切:“这是目的论与方法论的颠倒。”于是我们商定不为这篇讲话鼓掌,就这样,在台上前排的“佳宾”中,惟有两人木无表情,不肯舞动双手参与礼节性的鼓掌。事后,评论家龙彼德评论说:“现场任何媒体都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拒绝鼓掌!”可见知识人士自以为是的“反抗”是多么苍白无力。龙兄的评论一针见血,知识人士高昂的头颅在许多场合下往往是自作多情或是自恋的表现。
下面我要说的一件事,也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想的,那就是对佛祖真身舍利的瞻仰。
能亲眼瞻仰佛祖舍利,当然是一件特别荣耀的经历。联想起前几年陕西法门寺的佛陀指骨舍利去各地供奉带来了何等的轰动,据说台湾大街上舍利经过之时一片痛哭之声,这是信众幸福的痛哭啊。我的性情水银柱虽然还没到达流泪的高度,然而这辈子想见一见佛祖真身舍利的心情还是十分虔诚的。据说今天能够见到的佛祖舍利,是台湾佛协因了去年大陆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大会这件盛事而赠送给中国佛协的,中国佛协也因了普陀山的鼎力协办而将舍利留在了普陀山,这就是因缘了。据介绍,佛祖真身舍利平时都藏在银行的金库里——真正的无价之宝也只有藏在那里才能使人放心——只冲着这“观音文化节”的五天才迎出供信众瞻仰,可见机会的宝贵。
我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入厅堂,遗憾的是却不能靠近供奉舍利的小金塔。所有的人都只能隔着几米的地方远远看一看,或者远远拜一拜,将手中的小花放上供桌便须转身离开,而且速度要快,因为工作人员已经在一旁不停地催促,更不消说小金塔四周站得笔挺的那四个高大英武的中国武警的威风了。工作人员如此急催也是难怪,因为瞻仰者实在太多,外面广场上排着长龙,众人在那里顶着太阳,太阳的目光比大厅里的武警还要锐利。
我实在没法看清小金塔的上半截嵌着的那块小玻璃,那玻璃里面当然就是舍利,凑近一点就能依稀看见的,那是公元前五百年佛祖留给世人的最直接最真切的启示啊,可是我看不见,我见到的只是一小块泛着弱光的玻璃,我只能想象佛祖坐在里面看着我仓惶鞠躬和仓惶离去,他的目光应是悲悯的,但他也没有办法让我走近,让我把目光贴近这块小小的玻璃,他的信徒实在太多,他要一视同仁。
我边走边想,以后再找寻对视的机会吧,机会应该还是有的。此岸没有,彼岸总有,佛祖从来强调众生平等,他自己与我们也应该是平等的,他一向没有架子,高高的莲座不是架子。
扯到佛祖跟我们生活的关系,佛教跟我们民族的关系,我又要说到今天下午余秋雨教授所主持的“普陀山文化论坛”了。这个论坛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学者们对此所作出的局部的解答,都相当有趣且有深度。
余秋雨的开场白讲得不短。说是开场白,实际上也是半场讲演。对于西方佛教一路东传所向披糜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被他痛快淋漓地端了出来,整整一品锅。
“凤凰卫视”的刘长乐主席作正宗演讲,他在讲演中提到的一些数字和事实,也能使人咀嚼半天。一个数字是说全世界60多亿人口中,宗教徒的比例占到84.8%,这表明了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不争的事实。另外,中国现有寺庙一万三千座,在建的还有三千座,这也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种民众精神趋势。长着一张菩萨脸的刘长乐还说起一个有趣的情况,说是基督徒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曾经大事兴佛,他意识到崇佛是一帖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良方,所以他一边划十字一边化大力气推动佛寺的兴建,造成小小的台湾岛至今拥有庙宇四千多座、佛教徒占台湾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局面。
说实在的,佛教走进中国的被统治者的心灵,确实要比走入中国统治者的心灵容易得多,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灭佛都表明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
我在一九六六年的那个难忘的夏天,不也是虎视眈眈地瞪着灵隐寺大门的么,心里不也是在咒骂那些护守在庙门外的大学生们竟敢如此明目张胆保卫“封资修”么?幸亏我们这上千个中学生当时没能破门而入,没能对佛祖塑像动锤子动棍棒,不然我今天还有什么脸面来登普陀山呢?怎么还能假惺惺地写下“我和你就是白衣观音身边的那一对童子”这样的语句呢?
险哪!
而上海复旦的那个精通梵语和吐火鲁语的钱教授在演讲中,也提供了一系列的语言实证,来说明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浸润之深。他的演讲使我们知道,连《水浒传》上的武大郎的浑号“三寸丁壳树皮”,竟也与佛教文化有关,“丁壳”原来指的是“洞窟”,来自中亚的吐火鲁语,指的是僧人蜗居习经的所在。年轻博学的钱文忠教授对一个六字浑号的有根有据的阐释,令人忍俊不禁。
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啊,西方传来一个新鲜的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照单全收,列为指导思想,当然这些年有所系统化改造,冠以“中国特色”;西方传来一个新鲜的宗教,中国照单全收,顶礼膜拜,当然也全力给以中国化改造,天台宗就是给西方佛教以中国特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宗派。这奇怪么?不奇怪,中国人讲究吃,民以食为天,什么都吃,肠胃好,消化力强,所以食谱广泛的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乃至出人头地,都是大有希望的。
想到这里,又生出几分感动来。所以晚上参加“传灯祈愿法会”,手捧心状烛火,跟在大群的和尚后面,在“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庄严妙乐中缓步行进时,心间弥漫的都是欢喜之情。
长长的传灯队伍在普济寺内外绕了一个大圈,又缓缓回到大雄宝殿,不想在殿门口又遇上了笑容可掬的戒忍法师,戒忍法师忙碌一天竟毫无倦容,仍旧面对缓缓而过的信众双手合十,且一遍遍真诚招呼:“大家吉祥!吉祥!”
他还轻轻托了一把我的手肘,算是致意,因为我双手捧着心灯,腾不出手来。这一刹间,我似乎有感觉,手肘接着了一个力量。力量通过我的手臂,传达给了掌心的烛火,使火苗的跳动显得稳定。今天夜风很大,但我掌心的烛火始终没有一次被吹熄,不用沿途站立的各位和尚用啪啪的打火枪给予重燃。我心里明白,这力量的来源就是普陀山,这是一种隐匿于山石和海浪之间的信念,沉稳、精微、大气、不显山显水但却又无所不在。
谢谢戒忍法师!你把你的戒,你的忍,多多少少都传了一点给我,我收下了!
那些满含梵音味道的歌声以及男女舞蹈,以及耀眼的火树银花,都是在“传灯”之后出现在天王殿前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的,我没有认真看,因为挤的人多,大家都那么欣喜,现场人头攒动,密密麻麻,连一个自称“开光师傅”的资深和尚也对我乐呵呵赞叹:“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这么好的灯光过!去年也没有这么好!今年太好了!”我没有仔细观看来自上海歌舞剧院的这一台专场献演,除了人挤的因素之外,也因为我心头点点滴滴的感触实在太多,于是就专门把一张白色塑料圈椅搬到山门一侧的灯光下,稳稳坐下,架起二郎腿,写我的《普陀山点滴》。
为什么用“点滴”作标题?因为这一天感触着实太多,也太琐碎,点点滴滴,不成篇,不系统,不完整。但我想,观世音菩萨从净瓶中取出杨柳枝儿洒一洒的时候,那效果不也就是点点滴滴的么?既然来走普陀,便须学习观音。当然,差别是有的,她的点点滴滴很圣洁,我的点点滴滴很俗气,是啊,说差别也就是这么点儿差别啊,彼此相距如此短促却又如此遥不可及。
再说一句感想,来个最后的点滴吧:建议将节日的名称精简机构,大幅度地精简,也就是说,可以考虑将“舟山群岛•中国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精简为“中国观音节”。
汉传佛教中,观音的道场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对大陆、港澳台和东南亚而言,都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没其他岛屿来争来抢的,大可不必自己跟自己拗口。
如果申办国字号节日难以通过审批,也不妨叫“佛教观音节”,甚至就叫“观音节”,三个字,一字千钧。
有点不好意思,下船伊始,便叽里呱啦,太不识时务。那就赶快打住,止言礼佛,再不点滴。
 
 
 
昭庆寺,想说爱你不容易
听人说到昭庆寺,心里一动。
说到昭庆寺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泉州开元寺的当家大和尚道元。道元身兼福建省佛协副主席,也任省政协常委,当地颇见威望。身材瘦削的道元娓娓而谈,为我们介绍开元寺,这一介绍顺带就牵出了杭州的昭庆寺,而一提到昭庆寺,这就叫我这个杭州人心里动乱起来,不和谐了。
原来开元寺与昭庆寺有缘啊。
话题是从大雄宝殿里的佛像引起的。道元开始没有说到这五尊巍峨庄肃的佛像,他在细细地介绍佛教界,介绍台湾的四位有名的大法师,他就这个话题跟丹增主席交流得很投机,因为丹增主席对藏传佛教界与汉传佛教界都很熟悉,谈到彼此熟悉的几个大师,谈兴就浓了。这其中我插问了一个幼稚的问题,问这开元寺是不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因为刚才在瞻仰大雄宝殿时,只见莲座上一列儿排开的是五方佛而不是汉传佛教寺庙那种寻常的横三世佛排列,尤其是最中间的佛还叫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这就突破了我们瞻拜汉传佛教寺庙的寻常经验。
道元说:哪里是藏传佛教啊,我们是汉传佛教啊!
然后他细细解释说,他这寺院属汉传佛教中的密宗,也称“唐密”,唐密在唐代就盛行于东土了,跟后来藏传佛教的密宗并不一样。唐密曾经影响很大,甚至还从中原传到日本去,日本的“东密”和“台密”就源于此。为什么会有“三武灭佛”,那就是看到佛教尤其是唐密影响过大了,对政权构成某种威胁了,所以才灭佛。一灭佛,唐密受打击最惨重,势头便大减了。道元又介绍说,现在大陆上最有影响的属于唐密的寺庙还有三座,那就是这座——泉州开元寺,还有北京潭柘寺,还有杭州昭庆寺。
这就说到昭庆寺了。
昭庆寺,那可是老杭州人最熟悉的寺院。老杭州都不叫少年宫广场而叫昭庆寺广场,昭庆寺雄踞西湖东北角,影响大得很。
但是道元大和尚说昭庆寺属“唐密”,这于我倒是头一回听说。我小时候随大人去过昭庆寺,记不得那里的布局和排场了,只记得很热闹,挤进挤出的,游一趟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后来又知道昭庆寺是吴越国的一位国王在他登基那年兴建的,规模不比灵隐寺小,同属杭州“四大丛林”。
灵隐寺的一位朋友妙莲曾赠我《杭州佛教史》两册,所述通俗流畅,很好读,读之便知道昭庆寺是有名的律宗寺院,是个受戒度僧的场所,并非密宗之寺,那么,现在怎么又来“唐密”一说呢?
原来“唐密”对于昭庆寺发生重大影响是在民国时期,那时候几个高僧东渡日本,从那里熟习了密宗,然后回到杭州,选择昭庆寺弘扬,于是,有律宗传统的昭庆寺一时变身,成了密宗圣地。我想,这个密宗来自日本的“东密”,而日本的“东密”又来自“唐密”,出口转内销,显见得昭庆寺就是“唐密”的一个不折不扣的传承地了。
这当然很有意思。
下面的事情就没什么意思了。昭庆寺在“文革”中破败,再没有恢复过来,地盘被别的单位侵占,继而又成了“青少年活动中心”,门外的广场也就成了“少年宫广场”,老杭州人还有香火的记忆,新杭州人则再也想不着天下有“昭庆寺”三字了。
我对道元大和尚说,我们杭州昭庆寺早就改成少年宫了,昭庆寺广场也叫少年宫广场了,道元大和尚冲我笑,不说话。
他全知道。能不能迁走少年宫复建昭庆寺呢?昭庆寺大殿的轮廓不是至今还在吗?复建,应该说不是很难的,资料应该都是还在的,问问老杭州人,记忆的各种底板应该都还是很清晰的。问题是少年宫,少年宫也是个神圣的名词,不能亏了孩子,下一代的素质教育很重要,但是少年宫的另行安置应当也不是大难之事,可以给祖国的花朵另建一座花圃嘛,更现代化一些嘛,这对花朵而言兴许会更保暖更适用呢。
昭庆寺是西湖的入口,是闹市区的出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若是昭庆寺恢复了,则可以认为西湖景区是东进了,向东插入城区了,肺活量增大了,这对整个西湖景区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上说宗教文化就是西湖文化的源头,是西湖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传承最为坚韧的部分,要做西湖的品牌就不能不打西湖宗教文化的旗号,那么,一个问题就归结到这儿:西子湖以极具特色的“律寺”加“唐密”的昭庆寺为入口好呢,还是以少年宫为入口好?
答案似乎是清楚的。
杭州市政府这几年为打造一个漂亮的西子湖动了许多脑筋,年年都推出一批亮人眼目的新措施,这很叫民众开心,那么,现在是不是轮到昭庆寺的复建也能摆上案头作一琢磨了呢?听说好几年前也有人提议要复建昭庆寺,但遭遇不同意见,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想,现在,也许专家论证会是马上可以开始启动的,摸石头过河是一个好方法,这一趟实在过不去那就下一趟再说。
晚餐的时候,丹增主席又跟我提示,说你们杭州昭庆寺其实是“唐密”三大寺中最主要的,起带头作用的。汉传佛教中的“唐密”被朝廷打压下去,后来的“藏密”才得以快速发展,这中间是有关联的。我听之,心里又一动,这就说明昭庆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风雨地位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有分量。想一想,昭庆寺竟是目前大陆“唐密”仅存的三大寺之一,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文化概念!
一直燃烧在昭庆寺的这一朵小小的“唐密”火苗,在人为地揿熄了近半个世纪以后,还能重新在西子湖的入口处、在白娘子和许仙邂逅的断桥之畔,幽幽地燃烧起来吗?
泉州开元寺内的五方佛如此气象庄严,瞻之心喜,若是昭庆寺逢盛世复建,也有五方佛在此垂眉而坐,注视着每天涌入西湖的色彩斑斓的游客,相信杭州这个东南佛国会更加生动,西湖也能因之更添一份传统文化气息,造就起首的昭庆寺与底部的灵隐寺遥相呼应之势,那是一种什么气象?真是僧众俱喜,阿弥陀佛!
梦里想你有几回,想说爱你不容易,到底容易不容易?昭庆寺,今晚上,若方便,就给我托个梦吧,五方佛,哪一位都行,或者,派个罗汉也行,我不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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