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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侃

发布来源:admin   时间:2014年05月26日

孙侃,男,1964年生,浙江慈溪人。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已出版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个人专著10余种,并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万字。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浙江省协会工作。


代表文章

从来就没有“国家一级作家”

 
作家评职称,世界上恐唯有中国,本身已够荒唐,竟还有“国家一级作家”一说。在诸多文学活动场合,或文学作品集的作家简介中,甚至在作家递来的名片上,“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呼毫不鲜见。不消说,看见职称前冠以“国家”两字,往往令人肃然起敬,仿佛觉得对方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派来的,凛然不可侵犯,其头顶闪耀着灼人的光环,他的作品显然也是国家行为的一部分了。好几次,当文学活动主持人朗声介绍某某乃“国家一级作家”时,在很多人眼里,那些不可一世的高校教授、政府公务员之类的人物一下子萎矮了下去,因为目前似还没听说“国家一级教授”、“国家一级官员”这样的职称。
没料想,这叫得甚响的“国家一级作家”竟然是子虚之物!为了寻找确切的依据,本人除了查阅相关的文件资料,还向人事部门作了诚恳请教,却被告知从来就没有“国家一级作家”这一职称,而只有“文学创作一级”、“文学创作二级”、“文学创作三级”三种等级的作家系列职称,甚嚣尘上的“国家一级作家”其实是“文学创作一级”的讹称,是有人故意使坏,肆意篡改了,“国家”两字是硬生生地按上去的。噢,老天爷,原来如此!……
把“文学创作一级”篡改为“国家一级作家”,其动机除了路人皆知的虚荣心,便是企图糊弄人了。这几年,文学和作家的行情虽然日趋看跌,但需要作家出场的机会还是有的,比如电视台需要嘉宾点缀,企业家需要树碑立传,中学生需要作文点拨……诸如此类的情状下,你越“重磅”,就越能网得眼球,收获真金白银,因此,把“国家”、“一级”、“作家”这三个最能镇住人的词语,组合成新的职称名,取代原先那个不算最响亮、最刺激,甚至有点儿畏头缩脑的“文学创作一级”,实属罕世妙招(很少有人使用“国家二级作家”、“国家三级作家”的原因,已无需饶舌)。而这一唬人的虚假职称之所以能蒙过众人的眼睛,且能大行其道,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手实在是高,既不破坏原意又能赋予新意,很难列入“打黄扫非”之列,另一方面则是作家们的群起效尤,直至让假的盖住了真的。是啊,有了这个更能提高身价的“国字头”称号,谁还傻乎乎地放着不用呢?就像既不用抛弃前妻,又能获得娶了新妻的享受,这样的乐事只有意志特别坚强的人才能拒绝得了。真应该给那位发明了这一职称名的高人,赏一个与“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同等待遇的奖励啊!
据称,由于作家评职称无需经过英语考试,名额限制不严,只要捧上几本所谓的作品集,加上“荣获”什么什么奖(绝对无需“茅鲁”之类的奖,各级各类奖项均有用处)即能申报,又由于参评者是作家,评委们也是相熟的同党,这职称委实容易到手,只要操作得法,30来岁的初出茅庐者“破格”弄个正高(“一级作家”属正高职称,与高校教师穷经皓首得来的“教授”享受同等待遇),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所以,有人瞄准了这条便道,玩起了曲线救国的勾当,如一手提了几本自费出版的书籍,一手拎了几盒烟酒,先把“国家一级作家”搞下来,然后以拥有高级职称之由,拿着这块敲门砖去砸高校、出版界等机构的大门,在那儿转评成同等职称,摇身一变为“教授”、“高级编辑”,直至气死那帮背着英语单词排着长队等候正高职称的大学教师、老编辑们。一旦有人跳出来捣乱,“我拿国字头职称换你那东西,还不行么?”便是理直气壮的理由。文坛乱象多多,一时难以道尽。一边是传统文学越来越被人瞧不起,一边是“国家一级作家”满天飞。不知道这一出,究竟演的是闹剧还是悲剧,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阿呃。

 
向陈希米女士问安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绝对不是怀疑史铁生的人品,更不是贬低史在文字中体现出来的情怀和精神。在他死后,随着许多文人悼念文章的出笼,以及对他早年成名作的重新推介和颂扬,他几乎被捧上了神坛。然而我想,史铁生本人对此是不乐意的,他留恋的只是那个地坛,指望的只是身体上少些病痛,除外便是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肯定——自从他的《我的丁一之旅》遭到“茅奖”评委们的轻慢之后,沮丧的鞭子显然加紧了对他病体的抽打,好在他业已建立的人格形象和苦苦垒筑的文学之塔并未坍塌。
史就这样走了,从国外买来的能把他从轮椅上直接吊到床上稳稳躺下的机器闲置了,但我们不要忘了,他的妻子陈希米依旧活在这个世上,远未进入老年的她曾经付出了什么,今后将面临些什么,这才是我此时为文的隐忧。史离世之后,我特意搜寻了所能读到的大量追悼文章,包括新闻,竟无人提及陈希米女士目下的生活处境,她今后的去向,甚至她在丧夫之后的悲痛。有限的寥寥几字的提及,也都裹挟在史的追忆和追捧之中。她似乎已被史刺眼的光芒彻底遮蔽了,连最次要的配角都不如。我认为这无疑是对陈希米女士巨大的不公。生命是平等的,谁都不是谁的附庸,不能因为某人的出众而贬低其他人生命的价值。帝王的驾崩,让无辜者为之殉葬,哪怕是被殉葬者自愿,都是一种对人类的天大犯罪。那么多号称拥有人类情怀的文人,那么多为史的离世呼天抢地的文友(包括只是崇拜史的网友),都没有为史的遗孀提供必要的关注和关怀,没有兴趣去讨论可怜的女人所作出的牺牲,这似乎太有违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之类的精神了。
陈希米女士嫁给史铁生,似乎可作为文坛佳话,但反过来说,身患重病的史娶了身体健全、年轻美貌的陈希米(陈有微疾的腿丝毫不影响她的日常行动),是否也能成为一段佳话呢?1990年,已在轮椅上坐了20年的史铁生与陈希米结合,陈希米自然需要勇气,史更需要克服一份无法抹去的恻隐之心,毕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啊,从此却要与一个残疾人绑在一起了,忍心吗?“一个年轻女子撩着门帘背光而立,身上同样散发着好闻的地坛之味。她就是史铁生的新婚妻子陈希米。这位姓名带着音乐之声的太太很年轻,很美丽,很温柔,很明朗……”这是那篇著名散文《我与地坛》的责编、《上海文学》杂志社姚育明女士的回忆,陈希米当年的风采栩栩如生。但在接下来的20年中,陈希米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家生活俭朴,是贵重的东西就是他的几辆轮椅和助残用具。”作家陈村的这句话,足可想象陈希米不可能有另外的生活欲求,即便是年轻女人应有的消费也必须压缩到极致,且无法抱怨,这是其一。自从史患上了可怕的尿毒症之后,多年截瘫的他需要更多的生活照料:久坐后血液回流不畅,需要他人反复揉抚皮肤;失去感觉的皮肤一旦破皮就会引起感染,所以座椅和床铺不能有丁点的杂物颗粒;为避免褥疮还必须不停地由人翻动身体……这样的活儿,请保姆代劳自然情有可原,但是否非要娶个女人以妻子的身份照料终生?这是其二。早已截瘫的史先生绝对不可能行夫妻之道,残酷的“活寡”非一般女子所能忍受,这是其三……或许,伟大的文学事业必须有一群默默无闻者作出巨大牺牲,但是,假以文学的名义对本可避免的牺牲听之任之,甚至鼓励,直至制造出新的人生悲剧,这等缺德事还是文人该做的吗?
有人甘愿无辜殉葬并不能抬高文学本身的地位,而漠视这些鲜活的生命更体现出了某些人的可耻。对“以人为本”这四个字的理解,想必作家们应该更深刻。让我愤懑的是,在这场所谓“胜似国葬”(陈村语)的追悼中,居然还不时闪过封建主义“妻为夫纲”的鬼影。我尊敬史铁生先生,但此时,我更为陈希米女士悲哀。愿史先生的在天之灵,不要轻易忘了俗世中还苟活着一名被抽尽了青春的可怜女人。
向陈希米女士问安!
 
 
园丁忘了,或者园丁病了……
                                              
    有一件事总是让我鱼鲠在喉,不吐不快。
    犬子在距家不远的一所小区小学里读书。大约是在3月初,--因为那两天街上打出不少“学雷锋、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横幅标语,还有不少披着大红绶带的年轻人正在热情地推销着什么,据称是些青年服务队--那天下午,一身污水铁锈的孩子踉跄回家,我们见状不免惊愕,以为他打架闯祸了。不料,他十分骄傲地嚷出一句:今天老师组织我们全班学雷锋,擦了全校老师的自行车!说完,他伸出满是油污的小手掌,手掌上还留有道道车轮链辐的暗红擦痕。我忽然高兴不起来了。
    我不反对孩子参加诸如此类的课余劳动。在家里时,每当写完作业,我催着他做的,便是松土养花、整理书报,以及叠被洗碗等日常家务。然而,老师以“学雷锋”作幌,让学生为自己无偿擦洗自行车,这样的事情是不能用“老师的目的还是对的”、“老师因地取材”、“老师偷懒”等等理由加以涵盖、标榜、辩解的。当儿子告诉我,他们擦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一名身体瘦弱的女孩还因过于卖力而被倒下的自行车压住、“那些自行车后来被我们擦得像是刚买来的!”时,情绪略有失控的我终于恨恨地迸出一句“你们的老师实在不像话!”看见儿子吓得吐出舌头,我只得把更大的恼恨咽了回去。
    前几年,我曾写下若干充满火药味的文字,发表在我所居城市的诸多报章上。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今的教师素质堪忧、如今的学校铜臭太浓、如今的孩子活得太累。写下这样的东西,当然是与我的孩子刚刚上学,作为家长颇多切身体会有关。一度我还以为自己可能偏激了些,何况辗转收到的几封读者来信,也都指出不能只怪老师,“好多事情其实是体制造成的”。但如今想来,教育体制自然有误,可有不少教学上的弊端并非该打体制的屁股。教师应该怎样做人,或者说,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和人格境界,这一问题也许比所谓的“体制改革”更迫切。
    有很多次我站在那所小区小学的校门口,被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惊慑、所痛心。晨间,穿戴整齐、站姿标准的值日小学生分立校门两侧,每当有老师进来,他们便行少先队礼,甚至折腰深躬,并像画眉般清亮宛转地齐声喊“老师好!”可是,陆续进入校门的老师们竟没一个还礼的!他们或者大大咧咧骑车直冲、或者互相搂腰拍肩、甚至捏着油条包子,像是根本没瞧见没听见。学生须向教师敬大礼,这一套无疑是老师们教授的,但我不知道他们又如何向学生解释不还礼的理由--如果有孩子胆敢诘问的话。
    充分挖掘学生们的“社会资源”,这已是不少教师所认定的最大优势了。上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就被告知必须如实道出父母的职业和职位,甚至家庭经济条件。这不是为了能更细致地关心学生,而是为了更细致地关心自己。我既非大款,又非大官,因此,儿子已读四年级,却还没有一个老师登门家访,尽管我家距学校仅一箭之遥。--当然还是不来的好,因为孩子既未闯祸,成绩亦算中上,那么老师的“家访”内容将是什么,这不是已经很清楚了么?
    前不久,我在本埠的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数名楞头青年,以打篮球为名溜入一所中学,以至妨碍了学校正在进行的体育运动会。老师上去驱逐,结果遭受推搡,校长与之论理,竟连吃数拳,以至眼镜破裂、脸鼻出血、眼部受伤、打翻在地。当校长惊讶地认出动粗者竟还是他以前一名“表现并不怎么差”的学生时,不禁对天长叹:“没想到是他打了我!”他怎么也不忍相信自己亲手培养的学生竟以拳相报。的确,“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如此粗野,诚然犯上作乱。可是,撇开那名饱受学生殴打的校长不说,对于那些并没有太高道德修养、必要思想境界的老师,学生是否必须顶礼膜拜、奉为楷模?吃了学生重拳的老师,能否冷静思考一下,学生此举的背后有否自己的一份责任?!
    国外的统计数字我没有看到过,但是,国内有限的新闻报闻中,有关老师踢伤孩子睾丸、教鞭刺瞎孩子眼睛、老师无端责骂讥讽致使学生跳楼死亡的事件仍不鲜见。作为一个担任着“太阳底下最崇高职业”的教师,居然能对年幼无知的孩子下此毒手,窃以为其恶劣程度远烈于歹徒向手无寸铁的成人行凶。歹徒企图抢掠的只是钱财,而道德沦丧的个别教师,他所毁坏的不仅仅是个别倒霉学生的肉体,还包括师道的尊严、最起码的人类良知!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故意伤害孩子的败类,竟少有被绳之以法的。一份检讨书,一次记过处分,无疑是对此类犯罪嫌疑人的莫大优待;由学校出面赔款,结果更是挤占了可怜的教育经费……
    园苑长荒草,蔓叶缠枝,有人解释说,园丁忘了,或者园丁病了。园丁怎能忘呢?园丁生的又是什么病?园丁的病因能推到杂草身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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