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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雄

发布来源:admin   时间:2014年05月26日


代表文章

谈病说医
赵健雄
 
 
健商:有必要知道的新概念
 
继智商、情商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说法:健商。据提出这个概念的华裔加拿大名医谢华真教授介绍,这是指“一个人运用自己的智力保持健康的能力。”它包括了五个要素:自我照顾、健康知识、生活方式、健康心理和生活技能。“表面上看,健商可能意味着你决定每天散一会儿步,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发现对付压力的新技巧或者从事一顶新的体育活动。事实上它意味着做出明智的健康决策,积极地去追求健康长寿,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在明确它的意义后,也许我们会觉得这其实只是一些常识,那么是否多少有些故弄玄虚,有必要再提出一个“健商”的概念吗?
所有这些关于“商”的说法,都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才产生的。农耕或狩猎时代,基本上凭体力吃饭,生产上需要掌握的技巧不多,与人打交道也比较简单,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做人无须多少智力也能苟活。
这种情况到了工业社会尤其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劳动与社会活动,几乎无事不须以心力应对,所谓“智商”与“情商”,成为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我们且回到主题,以健身而言,农耕与狩猎生活,身体的运动是题中应有之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劳作内容是不断变化的,节奏也有张有弛;至于狩猎,本身就是运动;几乎没必要再搞什么锻炼,如果说古代也有体育,那更近于游戏。
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把人群分为两类,一类即所谓白领,这些人坐在办公室里,靠运作智力与计划、领导来谋食,对他们而言,工作与健康通常是矛盾的,至少不是一回事儿,整日伏案的结果往往导致视力、体力和精力的衰退。
至于另一类称做蓝领的,则工作时间基本上重复同一个动作、或同一组动作,身体只有一部分得到活动,这种活动又过于紧张,很容易让相关肌肉疲劳,另一部分肌肉则没有参预的机会与可能。
对于这两类人来说,健康都成了需要谋划与对付的事情。正因为生产方式乃至进一步形成的生活方式与保持身体健康是有距离的,或者彼此对恃,这就很容易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屈从于日常压力,而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即以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每周保持10小时健身活动的有多少?这不是有没有条件的问题,譬如最普通的走路,速度快一些,就有极好的健身效果,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75岁的老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快走30分钟,每周3小时,另一组什么也不做。6个月之后,每天快走的一组,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跌跤次数减少了75%。这种锻炼方式,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效果,敝人就深受其益。问题在于,为什么如此有益的活动,仍难以推广?就这牵涉到日常生活节奏、对于效益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有的人真的不容易抽出这点时间来,也有人则是考虑到把这3小时放在生财之道上,可以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另外还有生活方式与生活哲学上的问题,社会尚奢、尚享受,而无节制的吃喝玩乐,大多不利于健康,被称作现代病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大量吸烟造成的肺癌等等,哪一样不与生活方式有关?而无休止的贪欲,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度紧张与不安,无疑影响人的情绪,这也有害于健康。
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健商”这个概念, 谢华真教授想教我们学会在今天的环境与际遇中,正视种种有关问题,正确选择并做出有利于健康的决策与安排。
“健商”的提出,说明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健康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虽然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在战胜疾病的能力上已远远超出古人)。我们不妨对照谢教授的这本书,检查一下自己既有的态度并加以修正与改进,以提高“健商”。
 
古代政府的防疫
 
自有人类以来,就不得不与传染病打交道了,细菌和病毒是久远得多的存在。只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我们才能藉此一睹其时的防疫状况。
古人称流行病为“疫”。我们试以秦汉时期为例,看一看那时的政府是如何担当这项工作的.
由史家梳理出来的做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帝王自责。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疫病流行,是当政有问题才造成的,所以帝王须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以求得官员和百姓谅解。汉代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汉文帝。
基于此认识,随后提出减膳、罢游乐活动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将这些省下来的经费用于防疫。
但也有当政者拒不认账的,像奸雄曹操便这样为自己狡辩:“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三国志·魏书·武帝记》)也就是说不关他的事儿。其实赤壁之战,北军南下,由于水土不服(没有相关免疫功能)导致疫病流行,他是难辟其咎的。
态度不同,对防疫安排,也就可能有不同的力度。
2,采取免税等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
如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7年)下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即疫情严重的地区免田租与税赋。这样做,虽没有直接医治作用,但利于百姓安排生活。
3,予以医药救助。
安帝元初年间,会稽(现浙江绍兴)大疫,政府派遣光禄大夫带了太医循行各个村落,为百姓治病。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师疫疾,又使光禄大夫将医药分给得病的百姓。
4,施钱财,开仓赈济。
平帝元始二年下诏,凡是在疫病中一家死掉6人的赐给葬钱五千,一家死掉4人以上的赐给葬钱三千,2人以上的赐二千。名义上是葬钱,对家属也起了经济补偿的作用.
纵使曹操,尽管不肯自责,也下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禀,长吏存恤抚循”.即由官府出面,给为疫病所困的百姓一点粮、钱以维持生机。
5,隔离病人。
秦汉时期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病人隔离措施.如《云梦书简》中说到疫情申报制度,乡里有了疑似病例,典甲(即乡长)有责任调查、报告,然后上面派医生来检查,如果坐实,即行治疗,并采取隔离措施。
又如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夏天,青州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在疫情严重的地区腾出一些住宅作为患者的隔离病房,集中治疗,以防扩散,切断传染源。
与疫病斗争在古代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很少政府能免,由此积累起不少经验与传统的做法。
二十世纪以后,因为有了抗生素,流行病发作的范围与导致死亡的程度相形之下都低了,是不是因此,政府的防疫制度乃至文化也有减弱的趋势?在遇到类似境况时,往往不如所措,如对爱滋病的侵袭,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曾采取充耳不闻的办法.直到那年非典施虐之初仍有人遁例以隐瞒为能事,导致疫情不能及时控制.此后情况才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钩沉旧事,看看古人如何做的,还真不乏可取处。
今天政府的掌控能力及施政意识自然远高于两千年前的古代,但仍有人难免近于弱智的错误.看看历史,怎不叫人感慨万千?
 
男人也怕疼
 
保罗.布兰德是个英国人,从小随当传教士的父母生活在南印度荒僻的科利玛莱山区,这使他获得了那个时代还很少人具有的东西方文化双重背景与经验,无疑拓宽了其医学乃至哲学的视野。
布兰德的父母均是虔诚的基督徒,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给人治病,同时也宣讲教义;正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在山区树立起了很高的威望。这让我想起差不多同时代的鲁迅,弃医从文,认为疗治人的精神比医治肉体更重要,为什么彼此认识的距离这么大:是鲁迅性子更急一点,野心也更大一些(受了二十世纪革命思潮的影响)?
传教士们多数在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默默无闻工作,献身上帝与他服务的对象,信仰坚定令其忍辱负重,别无他念;疗治肉体使精神得以张扬。鲁迅则终身充满疑虑,宣扬虚无主义与传播信仰的方法当然会有所不同。无疑,鲁迅在精神上更痛苦,虽然他的物质生活远较印度山区的传教士要舒适。
而两者一样面临着危险(一个是政治上的对手,另一个则是病菌)。
布兰德后来也走了父母的路,即从医,主要是诊治麻疯病人,他成了高明的外科大夫。基督教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他专研医术精益求精,作出了许多重大发明。
看来宗教与科学并不像我们先前认为的那样是一定彼此对立的,早有人说过,科学产生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并非偶然。
人脑处在“完全孤立的隔离状态”,布兰德认为这“具有讽刺意味”:“给我们以意识功能的器官从那个世界中脱离开来,生存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处在头盖骨中的它,不能捏挤,发不出声音,甚至难以被感知。除了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器官需要最坚固的保护外,有没有其他深意存焉?
我想,还由于它要在最少干扰的情况下作出种种判断与决定。
一切现实世界的信息都通过神经传递到大脑,而疼痛,布兰德认为,其实是大脑对某类信息的阐释,至于为什么要采用这么一种方式,是因为它强烈的干扰性能让人对迫近的危险无可规辟乃至无法忍受,只能认真面对与采取有效的措施。
“疼痛使身体免受伤害。”
麻疯病人由于末端神经损 伤而失去了疼痛感。以前普遍认为像肢体潰烂等症状都是病菌所致,布兰德发现其实是因为感觉不到疼痛,病人自残的结果。早期参观一个麻疯病院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病人们兴高采烈地跑来集合,彼此争先恐后,其中一个左脚扎着绑带,把拐杖挟在胳膊下,用一高一低的步态飞奔,因为觉得这种疯狂的上下波动不对劲儿,等他歇下来,布兰德便前去检查,发现他的脚已烂了,而把胫骨末端直接扎在地里,骨髓腔里因此塞满了垃圾与细石头,那条腿只有截掉了,而小伙子得意洋洋,因为他根本没有疼痛的感觉。
没有宗教情怀,很难想像会有布兰德这样以根治可怕的麻疯病为已任的医生。被称作麻风病学之父的丹尼尔.科尔内留斯.丹尼尔森也是这样一个医生,他曾为了研究,用几年时间,故意得麻疯病,把致病的二杆杆菌通过皮下注射让其侵入自己与其他4个志愿实验人员体内,结果所有5个人都具有免疫力,由此发现,麻疯病的传染性其实很弱。
这样的英雄,我们几个人知道他们并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成吉思汗与秦始皇,那些靠战争与杀戮起家的人,在历史上往往成为英雄。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的荒谬?
布兰德碰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医学上的,那个时代已能够使用砜药来根治麻疯病,但病人根治后,由于长期存在的偏见,却仍不为社会见容。布兰德不得不发明一些手术来专门对付这种情况,譬如把头皮的一部分移植到眼睛上部再造眉毛,以改变一些显而易见的后遗症,让已痊愈的病人获得普遍人的容貌。
人类社会的种种偏见一旦确立就不易改变,也很难晓之以理。
布兰德最初听到某个朋友的说法,即有一种反常现象,教育程度越高的社会越有可能对麻疯病施以污名,譬如新几内亚和中非比日本、韩国和美国更能接纳麻疯病人时,并不以为然,但越战之后美国政府的一项难民政策却让他停止了这种争辩,接受现实。
此前,他受到美国有关方面的邀请,已移民卡维尔,在一个麻疯病康复中心工作。
文明本身,是否就包含了偏见?
布兰德借助肌键移植手术来恢复病人的肢体功能,譬如把本来用来控制姆指的某条肌键弄到中指的相关部位,试图让它发挥作用。却碰到一个问题,即大脑往往无法适应这种新情况,仍固执已见,想着伸姆指,中指却动了。对一些老人来说,新的神经联系竟可能再也无法建立起来,手术乃无用。
社会偏见往往与此类似,甚至更没有道理。
布兰德曾经有个病人,叫斯坦利,先是手脚失去感觉,继尔失明、失聪甚至嗅觉也失去了,最后除了味觉之外,所有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都被堵塞了。
他只剩下一个仍能思想而知识丰富的脑子。
这样的苟活让人恐惧,医生竭尽所能也无济于事。
人的皮肤是坚韧的,通常每平方英寸500多磅的压力才能刺穿致伤,但经常性、不被缓解的威力低到每平方英寸1磅就能致伤。对准手指尖压一个玻璃片,皮肤会变得苍白,再坚持几小时,皮肤就会因失血而死去。
这是褥疮形成的原因——持续性压力。
还有一种重复性压力,即使很微小的力,如果重复次数多的话,也会造成组织损伤,因此要是步态保持机械不变,简单的行走动作就会造成真正的危险。
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以能免于这两种伤害,是由于压力持续到一定程度,疼痛会令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改变姿势与动作的着力点。
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以为传媒就像现代社会的触觉细胞,它的呼叫形同人体的疼痛,如果社会的大脑毫不顾及或感应本身失灵,那就可能带来真正的危险。
布兰德觉得自己对疼痛的理解是现代社会的另类。他说,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观察到这样一种颠倒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规则在起作用。当社会有能力限制疼痛的折磨时,这个社会也就失掉了对付磨难的能力。
亦可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命题。
布兰德曾想设计一种人工传感系统,来替代麻疯病人失去的感觉,但因为无法形成类似疼痛的“强迫性机制”,这套试验多时、也相当灵活的系统最终未能起作用,病人对危险仍不在意。
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这个命题,那么,法制、刑律,便相当于这套强迫性机制,即使再理想的社会也不可或缺,因为自由只能是有限度的,超出某个阈值,便会造成当事者及更大范围里的伤害。
正因为疼痛是大脑的“阐释”,所以在制止疼痛方面,安慰剂确实有效,还有起安慰剂作用的外科手术。
意大利医生曾经招摹到一批病人参加他们的研究:一半病人做手术,让医生解剖并再结扎乳腺动脉(以此增加流向心脏的供血量,可以极大地减缓心绞疼),另外一半则仅仅剖开胸膛,并未结扎,然后迅速缝上。令人惊喜地是, 这两组病人手术过后病情都有所好转,疼痛消失了。
与此相反,则存在“虚幻肢体”的状况,即一些已截肢的病人,仍然被根本不存在的肢体的疼痛无可解脱地折磨着。
根据对不同种族的研究。表明对疼痛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习得的。古代斯巴达人有意训练儿童承受疼痛;现代社会的止痛技术,则在对付疼痛的整体能力上导致了一种退化。
这么一种无疼文化,长远来说,是否会引发大脑疼痛机制的麻痹或变化,从而产生一种类似麻疯病的效果?
布兰德说印度许多世纪以来,因为“缺乏物质资源,只有被迫去寻找心理和精神的资源”,来帮助人们应付疼痛。
宗教无疑是这样一种资源。
据现代医学证明,(哈佛医学院 的心脏病专家赫尔伯特.本森博士就专门作此研究)沉思(祈祷便是类乎于此的活动)会引发身体的变化,心率和呼吸频率都渐渐降低,脑波的形状也有变化,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减少,肌肉放松,内在的紧张趋于平缓,从而确实减低疼痛的程度。
保罗.布兰德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就叫《疼痛》,主题则可以归结为“感谢疼痛”,似乎与常理不符,但读过之后,就能领会作者的深刻意味和良苦用心。
我在身体并无病疼的日子里认真读完了它。
历来的说法,是男人应当不怕疼,这在许多地方甚至成为一种文化与传统,其实疼痛是当身体已经与可能遭遇伤害时,大脑发出的强烈警告。我们不该忽视,也没有必要逞能。一旦身体哪个部位疼痛,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这种时候,单纯的止痛并不见得有好处,聪明的办法应当是遵遁身体的指示,或者放下手头的工作休息,或者更一步检查并治疗。
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发展出来的无疼文化,布兰德很不以为然,他根据自己医治麻疯病的经验,认识到疼痛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之一。在了解和熟悉了他有关的研究与结论之后,我再也不会为身体的疼痛感到羞愧,这是大脑的一种特殊语言,让每一个男人都学会心存感激地倾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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